蔣勳 作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　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　為你　再一次圓滿

如果你是島嶼　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　我願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　我願是那路　準備了平坦　隨你去到遠方

當你走累了　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　有乾淨的枕席　供你睡眠

眠中有夢　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　讓你依靠
雖然白髮蒼蒼　我仍願是你腳邊的爐火　與你共話回憶的老年

你是笑　我是應和你的歌聲
你是淚　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當你埋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你成灰　我便成塵
如果　如果 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
我就再許一願　與你結來世的姻緣

一个城市研究的经典书目，来源未详

1、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ers (October 1,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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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的环境：探询文化变迁的源头》，Blackwell出版社，1989年。

David Harvey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的教授，他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人类空间，是当今欧美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重镇之一。
本书是 David Harvey的代表作之一，他从都市建筑设计的问题出发，深入探讨了所谓“后现代性”的实质及其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与后果，其中阐发了他的著名观念“时空压缩（space-time compression）”。本书曾被《伦敦独立报》称为“1945年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五十本书（非小说类）”之一。
他的其他几部著作如《资本的空间：一种批判地理学》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资本的限制》 Limits to Capital；《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亦足称经典，值得翻译。

2、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Harvest/HBJ Book (June 1, 1968)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史：起源、转型与前景》，Harvest/HBJ Book，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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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Mumford（主页）是美国20世纪最形象鲜明的城市思想者之一。他的学术领域很难定义，他把城市、科技、传播、生态学与人类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观。当麦克鲁汉、英尼斯、波斯曼等人的著作大量引入中国的时候，与他们风格或领域类似但思想独树一帜的Mumford却非常遗憾地被忽略了。
在 Mumford漫长的一生中，《城市史》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发展了他早期在《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的观点，形成了成熟的城市生态学理念。这本书曾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大奖。

3、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2002ed edition (September 10, 2002)
简· 雅各布斯，《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兰登书屋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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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可以作为都市文化研究的基础材料。它初版于1961年，描述了美国各大城市建筑风格的国际化和同质化进程，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对城市规划及其文化后果进行了探究，开后现代地理学研究之先河。Jane Jacobs的语言被公认为犀利而又优美，这本书是她的颠峰之作。

4、Sharon Zukin, The Cultures of Cities, Blackwell Publishers (October 1, 1995)
莎朗·佐京，《城市文化》，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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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Zukin是美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受到Lewis Mumford的名著The Culture of Cities的影响，但是与Mumford完全不同的是，Sharon Zukin转向了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研究重点从冷冰冰的科技转向活生生的人，揭发了经济上的考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扼杀。
她的其他著作包括：《权力的图景：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乐园》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仓库生活：都市变迁中的文化与资本》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等。

5、 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Holmes & Meier (1981)
彼得·桑得斯，《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Holmes & Mei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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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有关都市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综述之作，对于这个研究领域的起源、理论资源和思想争执进行了梳理。对于都市文化研究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翻译出版这样一本书具有重大价值。

6、 Edward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 Regions, Blackwell Publishers (May 1, 2000)
爱德华·索哈，《后都会：对城市和地区的批判研究》，Blackwell Publishers (May 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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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Soja 是美国UCLA城市规划系的教授，是当代空间和地理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深受法国思想家Lefebvre和Foucault等人的影响，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后现代－非本质主义的思想夹缝里找到新的理论着手点，并据此提出“第三空间”的理论。这本书是他的思想集大成之作。
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后现代地理学：批判社会理论对空间的重新声言》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第三空间：洛杉矶及其他亦真亦幻的城市之旅》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肯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空间分析》 The Geography of Modernization in Kenya: A Spatial Analysi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等。

7、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Vintage; Rep edition (March 10, 1992)
麦克·戴维斯，《石英之城：探究洛杉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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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Davis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学者，而更像一个悲剧的预言家。他讲述了洛杉矶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对发生在其中种族和阶级争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拉丁裔帮派的涌现、警察的粗暴与好战等社会事务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预言了一个世界末日般的未来。这是都市文化研究的一本经典之作，常常为研究者引用。

8、 Peter Billingham, Sensing the City through Television: Urban Identity in Fictional Drama, Intellect, 2001
彼得·比灵汉，《通过电视感知城市：虚构剧中的都市身份》，Intellect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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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社区研究、媒体研究，是都市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这本书从电视文本出发，分析屏幕上虚构出来的城市形象与人们实际身份认同之间的互相交织，是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也是开拓新的研究疆域之作。作者是英国利兹大学学院的年轻学者，他涉及的电视文本包括《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警察》The Cops等五部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并对电视剧制作者进行了田野调查，是近期有关电视和都市研究的佳作。

后现代性与都市研究
作者：包亚明

“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什么年代？这是一个看法不一的问题，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就曾使用过”后现代主义”，在1917年帕维茨(Rudolf Pannwitz)也曾使用过它。有些研究者还倾向于将”后印象派”（1880年代）和”后工业”1914-1922）的提法，看成是”后现代”的开端。有些研究者则倾向于将”后现代”与发端于40至50年代的美国、1958年之后的法国的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60年代是”后现代”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并认为后现代主义强化、再现或再生产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至于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意义的界定，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后现代是一个松散的、甚至歧义丛生的思潮，因此任何界定工作都难免有简单化之嫌。

不过，后现代性理论对于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理论的发展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爱德华．索哈认为后现代性对于都市研究的影响，与福柯和列斐伏尔的工作是紧密相联的，在索哈看来：”福柯对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必须用考古的方式来看，他无疑会抵制别人称他为后现代地理学家，但从他1961年发表的《癫狂与文明》到1978年发表的《性史》等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位后现代地理学家。”[1]索哈在论述福柯地理学思想时，没有忘记为自己脸上贴金，他把福柯与自己的”第三空间”的概念捆绑在一起；不过，索哈论及福柯与列斐伏尔的关系问题还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福柯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他的很像是第三空间的空间概念，而这时空间问题几乎都是以列斐伏尔的作品为中心的。在’五月风暴’发生的前五年中，列斐伏尔与福柯在许多方面有相交点，福柯的写作主题、领域与列斐伏尔有相似之处，福柯写作有关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萨特的文章，同时也写有关历史、哲学、心理学的文章，而这些都是列斐伏尔感兴趣的。”[2]福柯关于空间问题的演讲距离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出版并没有相隔太久，而且列斐伏尔与福柯都共同关心空间问题，但是，列斐伏尔却认为，”福柯沉醉于个人主义之中因而无法探讨”集体主体”，福柯经常使用飘忽不定的空间隐喻来掩盖社会空间的政治具体性，福柯权力/知识概念的多面性没有关注’服务于权力的知识与拒绝承认权力的知识之间的对抗’。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前十页中提到的，这尤其是指福柯1969年发表的《知识考古学》。列斐伏尔认为，福柯没能缩小理论领域与实践领域、精神与社会、哲学的空间与从事物质生产之人的空间之间的差距。”[3]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性的讨论以及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后现代时代的问题，的确深刻地影响了都市社会学的发展。都市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 哈维在1990出版的《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从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讨论了后现代性问题，以及与后现代性相关的时间、空间问题。《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前言是这样开始的：”我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我也许对它与对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其他各种’主义’一样，希望它在其自身不一致的重压之下会消失或作为一种时髦的’新思想’会失去它的魅力……但后现代主义观点的魅力似乎与日俱增，而不是渐渐消失。后现代主义一旦与后结构主义、后工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新思想’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成为新观点和新思想强有力的构型。它似乎通过其界定社会批评和政治实践标准的方法有望在界定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轨迹中起关键性作用。近些年，它已决定了争论的标准，界定了’话语’的方式，为文化批评、政治批评和知识分子批评设立了参数……因此，对后现代主义，不是作为一套思想，而是作为一种需要阐释的历史条件，的本质作深入的研究是适当的，我必须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作调查，而后现代主义是多种相冲突的观念的布雷区，因而要梳理后现代主义绝非易事。”[4]

迈克? 塞维奇（Mike Savage）和艾伦? 瓦德（Alan Warde）在《都市社会学、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一书中，将大卫?哈维归类为后现代阵营的学者，认为这一阵营的学者大都对流行的、平淡无奇但功能性很强的建筑（如现代购物中心）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的确，大卫?哈维非常关注此类”新都市空间”的创建，认为其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哈维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认为后现代条件可能最后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中”时空压缩”相关联的。”对于哈维而言，在灵活积累条件下产生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人与人工制品的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条件就极大地与一种新的’无地方性’都市环境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他对’新都市空间’的分析表明了他的观点。在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都市发展的特征性场所，如郊区的超大市场（大卖场）、商业购物中心、汽车交通网络，这些场所和设施在都市生活中占据了新的显著位置，开始宣告一种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的诞生。只要身处购物中心或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中，人的感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 [5]

“无地方性”其实是对现代性的意义深度模式的消解，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建筑无疑是对现代性实践中整齐划一性的反叛，难怪迈克? 塞维奇和艾伦? 瓦德要把建筑看成是后现代术语最早得到运用的领域。纽约的AT&T大楼堪称体现后现代建筑反叛性的代表作之一，这幢摩天大楼被设计成奇彭代尔式（Thomas Chippendale）椅子的形状，奇彭代尔是英国18世纪著名的家具木工，他的家具以优美的外廓和华丽的装饰为特点。AT&T大楼的屋顶线条很奇特，不具实用功能，这充分显示了后现代建筑对现代性的同一性和功能性的有意识地反叛。后现代建筑对于现代性的反叛，是通过摒弃单一意义，注重多层意义来实现的。因此，后现代建筑提倡从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各个历史时期学习借鉴丰富的、新鲜的具有美学价值的东西。凡图里（Venturi, Scott Brown）和依兹诺（Izenour）在著名的《学习拉斯维加斯》一书中就曾要求建筑师必须学习本地的地方传统，放弃统一的现代性风格中那种矫揉造作。[6]

后现代建筑所构建的空间，在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方面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詹姆逊早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就曾讨论过后现代空间的评判标准，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7]。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在《后现代都市条件》一书中，也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8]希尔兹（Shields）则特别关注”后现代空间化”的问题，他认为”后现代空间化”指的是”超越了被围起来的和未被围起来的、被命令的和未被命令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界限的过程。界线标明了缺席成为在场的界限。但是，这样的界线已经开始消解，它们更多地成为了门户，而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交流透过这些门户而产生。不同范畴的事物，如本地与远方、本国与外国等等，在此产生交互作用。”[9]这种都市空间的新形式，导致了詹姆逊认为需要借助”认识标图”(cognitive mapping)的新形式，以便使我们在理解现代都市环境时恢复批判性意识。

建筑与空间，以及两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肯定是理解后现代性的关键性纬度，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就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放任主义政治性生活方式的建筑性产物。本雅明也曾分析过如今购物中心的先驱–巴黎的拱廊（两边为商店），他把巴黎的拱廊看作是现代都市的一个寓言。广阔复杂的都市空间，即使对于城市游荡者本雅明来说也是令人晕旋的，因此，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巴黎对本雅明而言”是一个不仅由道路而且由地道组成的迷宫。每当我想到巴黎地铁的地下世界及其在全市有上百个（升降机）出口的南北线路，就会想起我在巴黎无数次闲逛的经历”。[10]

沙朗．佐京（Sharon Zukin）试图从另一个途径来勾勒后现代城市图景。她识别出了两种重要的后现代空间：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移居的街区和新的梦幻般的主题公园（如迪斯尼乐园）。她认为，这些新的发展表明了源自旧的都市结构的重大突破。佐京认为，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后现代城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佐京通常把后现代城市描绘成日益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这与哈维和其他人所阐述的后现代城市的更为宽泛的概念相互关联，这一概念把后现代城市主要看作是一种新消费主义的场所，并将它与现代性城市（如芝加哥）相对照，芝加哥这个城市主要是通过它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被定义的。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消费主义的文化，这种观点是由詹姆逊在1984年提出来的，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在1987 年，哈维在1989年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在他们的书中响应了这一观点。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对于有关后现代城市的论述与主张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重要的都市变化，而是他们相信为城市贴上后现代的标签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城市只是表现新的发展，而不是现代矛盾的当代展示。他们的立场因此更接近于吉登斯，他是个极力主张现代性的人。在浩瀚的有关现代性的文献中，他的理论在都市研究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的概念框架经常被社会地理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运用。城市在吉登斯的思想，具体地是在他的现代性的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通过对城市改变作用的分析来理解日常生活。他认为，生活不是作为”结构”被体验的，而是作为日常存在的时间段被体验的。对吉登斯而言，城市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根本性产物，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产物。在吉登斯的著作中，这些主题成了他对现代性理解的中心。他认为现在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高度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不存在两者间突兀的转变。[11]吉登斯其实是将后现代看成是高度现代性的阶段，而不是一个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阶段，但是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吉登斯与大卫?哈维一样也注意到了”时空压缩”的问题，不过，吉登斯使用的概念是”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被重建。

尽管大卫?哈维认为：”现在有迹象表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在西方已开始走向衰弱。”[12]但是，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一个基本原将深刻地影响都市研究的发展进程，那就是：”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像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因此，当我们观察我们身处期间的城市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它一种意义，正如列斐伏尔所欣赏的那样，都市意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工具；对于卡斯特而言，正如对于列斐伏尔一样，都市意义也许影响那些试图以特殊方式定义被压迫者的政治抗争的企图；对其他公民而言，对地方性或区域的认同也许会成为他们政治考量的重要因素；对于都市精英而言，对城市形象的管理已成为经济政策和政治成功的重要方面。[13]也许正是得益于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辨认出被城市丰富多彩的表象所掩盖或削弱的多层次的、复杂的都市意义。

（本文为《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的前言，本书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释：
[1] Postmodern Geographies, Edward Soja, London: Verso, 1989, p. 16.
[2] Third Space, Edward Soja, Blackwell, 1996, p. 147.
[3] ibid., p. 146.
[4]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 viii.
[5]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6]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7]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8]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Michael Dear, Blackwell, 2000, p. 47.
[9] Shields, R., “A Truant Proximity: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the Space of 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2, p. 195.
[10]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Benjamin, W., London: Verso, 1978, p. 299.
[11]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p. 132-144.
[12]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ix.
[13]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46.

经典理论（Classic Theories）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公共公园与城镇扩建》（Frederick Law Olmsted,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II (1871)）
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4), in K.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1950).）
罗伯特·帕克：《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6)）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Walter Benjamin,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999)）
詹妮·沃尔夫：《隐匿的漫游者：女性和现代性文学》（Janet Wolff, “The Invisible Flaneur: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1985), 37-48.）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selections）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1985)）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Guy Du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98)）
理查德·达格《大都市、记忆和市民权力》（Richard Dagger, “Metropolis, Memory, and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81), 715-37.）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凯萨琳·奈西：《弗劳拉·特里斯坦的都市奥德赛：迷失的漫游女和她的城市的笔记》（Catherine Nesci, “Flora Tristan’s Urban Odyssey: Notes on the Missing Flaneuse and her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 (2001), 709-22）
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简·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84)）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墨西哥：文化全球化中一个正在瓦解的城市》（Nestor Garcia Canclini, “Mexic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a Disintegrating C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1995), 743-91.）
爱德华·苏贾和艾伦·斯各特编：《城市：二十世纪末的洛杉矶和都市理论》（Edward W. Soja and Allen J. Scott, eds.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6),Selections）
艾什·艾米和奈杰尔·思瑞夫特：《解放城市》（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The Emancipating City,” in Loretta Leeds, ed. The Emancipating City (2004), 231-35.）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达芙妮·斯佩恩：《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之路上的两性关系出了什么问题》（Daphne Spain, “What Happened to Gender Relations on the Way from Chicago to Los Angeles,” City & Community, 1-2 (2002), 155-69.）
雷纳·班纳姆：《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1971)）
马克·戴维斯：《石英城市： 在洛杉矶挖掘未来》（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
米歇尔迪·尔和斯蒂文·弗拉斯提《铁制莲花：洛杉矶和后现代都市主义》（
Michael Dear and Steven Flusty, “The Iron Lotus: Los Angeles and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1 (1997), 156-73.）
南·艾琳《后现代都市主义》（Nan Ellin, Postmodern Urbanism (1996)）
爱兰·斯各特：《创意城市:概念问题和政策疑点》（Allan J. Scott,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8 (2006), 1=17.）
阿里夫·西纳和托马斯·班德尔主编：《都市虚构：现代城市的定位》（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斯蒂芬·格拉汉姆和西蒙·马丁：《碎片化的都市主义：网状架构、技术流动和都市状况》（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tin,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2001)）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罗伯特·鲍尔嘉德：《都市理论史》（Robert Beauregard, “History in Urban The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0 (2004), 627-35.）
M·葛迪勒, 亚历山卓·拉哥波罗斯主编：《城市与符号》（M. Gottdiener and A.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1986), chaps. 1,3,4, 9. Edward）
马克思主义分析（Marxist Analysis）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David Harve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和城市》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都市化》、《意识与都市经验》（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罗莎琳·德意志：《男孩城镇》（Rosalyn Deutsche,” Boys Tow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1991), 5 – 30）
尼尔·史密斯：《新都市前沿：绅士化与恢复失地的城市》（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城市权力（Right to the City）
亨利·列斐弗尔：《城市写作》（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the City (1996), selections
埃里克·克莱恩伯格：《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学解剖》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2002)）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588-601.）、《社会正义与城市》（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
艾利斯·马里昂·杨：《正义与差异政治》（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0)）
唐·米歇尔：《城市权：社会正义和公共空间的斗争》（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2003)）
托马斯·班德尔：《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Thomas Bender, “Cities, Intellectuals, and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3 (1999), 203-20.）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城市和全球化：节点、流动和民族志（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Nodes, Flows, and Ethnography）
安东尼·金：《边界、网络和城市：游戏和再游戏》（Anthony D. King, “Boundaries, Networks, and Cities: Playing and Replaying Diasporas and Histories,” in 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 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1-14.）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1991)）
米歇尔·皮特·史密斯：《地方的权利：本土和全球的再理论化》（Michael Peter Smith, “Power in Place: Retheoriz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John Eads and Christopher Mele, eds. Understanding the City (2002), 109-30.）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化城市》、《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198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阿布杜马里克·西蒙：《作为构件的人：约翰内斯堡的交叉碎片》（AbdouMaliq Simone,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 (2004), 407-29.）
阿基里·班贝和萨拉·纳托尔：《来自一个非洲大都市的世界写作》（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Writing the World From an African Metropolis,” Public Culture, 16 (2004), 347-72, and exchange with Michael Watts in Public Culture,17 (2005), 181-92, 193-201.）
马克·戴维斯：《迪拜的恐惧和货币》（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