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拉・鮑爾（Carla Power）

爆炸案之後的幾星期，菲根持續跨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在另一起恐怖攻擊事件後，她明白表示對這條界線嗤之以鼻。事件發生在馬汀葬禮幾天前，當時，一名男子開車衝撞倫敦一座清真寺附近的人群，叫囂著要殺死所有穆斯林，並成功奪走一條性命。群眾抓住肇事者圍毆，最後清真寺的伊瑪目（Iman） 和信徒形成警戒線，保護他直到警方抵達。

菲根看到了現場的一張照片，深為那群人拒絕讓憤怒淪為群眾暴力的精神感動，因此決定原諒奪走馬汀性命的兇手。一位哀傷的母親，同時是一個生而為穆斯林的新住民，菲根決定公開表示原諒——這會破壞宗教狂熱者與民粹主義者大力推廣的「我們對抗他們」的簡單有力的說詞。爆炸案一個月後，她致電《英國廣播公司》（BBC），隨後登上晨間節目，在節目中寬恕自殺炸彈客。她後來告訴我，面對爆炸案，最好的回應是拒絕分裂與怨恨。「恐怖分子想激起憤怒、混亂與仇恨，」她平靜地說，「我拒絕配合。」

她為自己的克制付出了代價。網路酸民說她不像哀傷的母親，因為她的笑容太多了。有人在推特上寫道，「就妳這種態度，妳的兒子活該去死。」爆炸事件後的幾年裡，菲根進入研究所攻讀反恐策略，迫切希望了解人們為什麼加入激進組織，尤其因為「從社會整體的角度，我們每個人都參與製造了這些怪物。」

九一一之後，製造怪物成了一門欣欣向榮的產業。二○○二到二○一七年間，美國政府將彈性預算的百分之十六——大約二點八兆美元——投入於打擊恐怖主義，包括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戰爭。這加強了本土的監控與監禁力度，並擴大美國政府在海外暗殺本國公民與外國人的權利。這些用來對抗恐怖主義的安全化措施並沒有奏效：二○○○到二○一四年間，全球死於恐怖主義的人數暴增九倍。

根據美國國務院以及史丹佛大學的「激進組織印現計畫」（Mapping Militant Organizations Project），聖戰士激進分子的人數呈三倍成長，從三萬兩千兩百人增加到逾十一萬人。分析師崔佛．索爾（Trevor Thrall）與艾瑞克．葛普納（Erik Goepner）在為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所做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美國在所謂「反恐戰爭」期間入侵或轟炸的七個國家，恐攻次數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九百，相較之下，其他穆斯林國家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

一種兩極化的觀點——把世界區分為善與惡兩端——已在大西洋兩岸擴散開來。它不再只套用於我們與外敵的對抗，也逐漸被用在我們的同胞與鄰居身上。英國二○一六年脫歐公投後的一個月，出於種族和宗教因素的仇恨犯罪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一。分裂、分裂、再分裂：我們在城市和郊區、在私有化的警隊與消防隊、在門禁社區看到這種現象。我們在網路上的推特式叫囂和尖酸刻薄的臉書貼文上看到這種現象。我們在華府看到這種現象。我們的思維方式愈來愈像人口普查員或焦點團體座談會（focus groups）主持人，把公民同胞扁平化成單一面向：黑人、拉丁裔或白人；本國出生或新住民；百分之一的成員或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正如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我們比以往更緊密地依附我們的政治群體（political tribes）。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他者」，也就是我們個人眼中的「他們」。好比說，我會像聆聽聖戰士的故事那樣，同樣專注且認真地聆聽新納粹或末世崇拜教徒（End of Days cultist）的故事嗎？我希望我會，但我沒有太大把握。有一次返回家鄉聖路易斯（St. Louis）做客時，赫然發現自己也參與製造了日常生活中的他者。我和十四歲女兒妮可在雜貨店，碰巧遇見我的一個老鄰居。我們寒暄完各自離開後，妮可靠過來小聲問：「妳覺得她會不會是川普支持者？」

我停下來想一想，然後猜測：「很有可能。」

妮可轉身注視那女人逐漸遠去的身影，眼睛睜得大大的，彷彿看見魔神蟄伏在冷凍食品區。

自從世貿中心遇襲以來，伊斯蘭恐怖分子就被塑造成最原始的他者（ur-Other），用來安放從移民到全球化、再到西方力量衰落等所有事情引發的無名焦慮，無所不包。不論作為關塔那摩（Guantanamo）囚犯，或美國無人機的空襲目標，或伊斯蘭國的戰士，聖戰士都活在法律和想像中的文明社會界線之外。布希政府使用「非法的敵方戰鬥人員」一詞，得以隨意拘留並審問恐怖分子嫌疑人，不受日內瓦公約束縛。在ISIS所謂的哈里發政權（caliphate）遭到摧毀後，世界各國開始爭論是否應將敘利亞境內的五萬多名外籍戰士遣送回國，或者任他們留在難民營自生自滅。

在幾位西方領袖直率的言論中，這些戰士被抹除了一切人性成分，例如英國的國防大臣宣布，他的政府應「消滅」任何一個在敘利亞作戰的人，理由是「死了的恐怖分子無法對英國造成危害」。就連格外溫文爾雅的羅利．斯圖爾特（Rory Stewart）——一位會說九種語言，在哈佛大學開課講授人權，並曾創立非營利組織援助阿富汗手工藝家的前英國政府大臣——在面對從敘利亞返鄉的外籍戰士的威脅時，都曾如此回應：「很遺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付他們的唯一方法就是除掉他們。」

當我讀到這段話，我滿腦子都是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那臭名昭著的七個字。昔日彬彬有禮的庫爾茲（Kurtz），在他為虛構的國際消除野蠻習俗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Savage Customs）所做的非洲報告末尾潦草地寫著：「消滅所有野蠻人」。

當然，如何定義「恐怖分子」，本質上始終是一種政治過程。誰會被冠上「恐怖分子」之名，誰又會被視為——好比說——「自由戰士」，取決於是誰在什麼時機所下的定義。根據美國陸軍統計，「恐怖主義」有超過一百種定義；只要看看當權者如何使用或濫用這個詞彙就不難理解其中道理。北愛爾蘭和平進程中的首席談判代表強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表示，恐怖主義是「政府用來在國內製造恐懼，或在海外支持敵人的敵人的手段」。

一九八○年代，雷根總統曾盛讚奧薩瑪．賓拉登是阿富汗的「自由戰士」，與蘇維埃帝國奮戰不懈。在種族隔離衝突期間，南非政府以恐怖分子之名囚禁了曼德拉。二○二○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審判庭根據該國的反恐法案與反恐融資法，判定提倡女性有權駕駛的女權主義者魯嘉因．哈德洛爾（Loujain al-Hathloul）有罪。

「極端主義者」（extremist）和「激進分子」（radical）這兩個經常被人漫不經心地跟「恐怖分子」（terrorist）混為一談的詞彙，也因為政治原因遭到類似的濫用。二○一七到二○一九年間，美國聯邦調查局宣稱某些煽動暴力的社會運動人士，針對他們制定一個叫做「黑人認同極端主義者」的新類別。俄羅斯禁止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教派，認定他們是「極端主義者」。中國政府聲稱集中營裡的上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很享受所謂的去激進化過程。二○一九年，英國政府在多年嘗試將「極端主義者」定為法律術語後，終於因其定義過於模糊而不得不放棄。

一九六三年，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的行動被白人溫和派貼上「極端主義」的標籤，他備感絕望，因而在伯明罕監獄中聲稱極端主義是一項光榮的傳統。假如他是極端主義者，那麼保羅、馬丁．路德和耶穌也都是。更重要的是，金恩所說的「極端主義」，是對一個倚賴恐怖炸彈攻擊與私刑的南方政權所做的回應，是對一個不僅因風俗與法律、更因揮之不去的暴力威脅而持續存在的種族隔離制度所做的回應。幾乎所有極端主義都是相對的；你定義的極端，幾乎完全取決於你的立場。以及取決於時機。今天的政治家往往是昔日的恐怖分子，只是一段時間過去。

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政治家休．蓋茨克（Hugh Gaitskell）曾思索現實政治（Realpolitik）如何令昔日的激進分子變得高貴體面，他譏諷地說：「應政府之邀，所有恐怖分子最終在多徹斯特〔大飯店〕把酒言歡。」當然，並非所有恐怖分子都能搖身變成政治家，正如歷史學家麥可．伯利（Michael Burleigh）所言：「如果你想像賓拉登會演化成曼德拉，你需要的是心理醫生而不是歷史學家。」雖說如此，前愛爾蘭共和軍（IRA）領袖馬丁．麥金尼斯（Martin McGuinness）的案例，證明了前恐怖分子可以改過自新，重啟人生。愛爾蘭共和軍參謀長在一九九○年代致力於締造和平，最終成為北愛爾蘭第一副部長。當他在二○一七年過世，這位曾指揮準軍事部隊格殺英軍的男人，受到各國領袖——包括伊莉莎白女王本人——哀悼致敬。

昔日的敵人也許可以脫胎換骨，但當前的敵人很少被描繪成具有改邪歸正的能力。西方世界每次遭到恐怖攻擊，媒體總會訴說施暴者的成長故事——一種無可避免以暴力告終的說教小說。當男孩加入索馬利亞青年黨（Al Shabab）或蓋達組織，或者女孩逃家投奔ISIS，他們在我們眼中實際上已是死人。既然加入黑名單上的恐怖組織，他們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靜止的標靶。除非他們成為通緝或受審的對象，否則將遭到遺忘。主流看法認為，一日為恐怖分子，終身為恐怖分子，直到他們被殺或被捕。

思索那名年輕女孩那天在奧斯汀提出的問題，我突然發現自己對恐怖主義、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抱有一種執拗的講究。我加入新聞業的初衷，是為了報導能減少撕裂的故事。在因人口移動與科技而縮小的世界，我總希望嘗試理解那些被定義為他者的人，以及令他們成為他者的制度與假設。比起爭論已被人認定確鑿無疑的事，我更有興趣抽絲剝繭，梳理其中的過程與複雜狀況。我在書桌上貼了一張便條紙，上頭寫著電影大師尚．雷諾瓦（Jean Renoir）的名言：「真正可怕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家．國．安全：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古蘭似海》作者最新力作）》，麥田出版

作者：卡拉・鮑爾（Carla Power）
譯者：黃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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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個紅盒子。飛機的黑盒子儲存了容易解讀的明確數據，人心則否。」
儘管科技讓世界距離縮小，人心卻愈離愈遠。在這個意見兩極化、陣營壁壘日益分明、各自抱團取暖的時代，我們要怎麼理解另一端的「他們」？

《古蘭似海》作者卡拉・鮑爾走訪世界，探訪各地的「暴力極端分子」與「去激進化社會工程」，帶領讀者看見人性幽微、發掘勇氣帶來的巨大改變，以及直視自己身為記者、同樣身而為人的同理心局限！

「直視我不願意直視的——那是我不可逃避的任務。」——卡拉・鮑爾

若我們不曾進入恐怖分子的內心世界與心路歷程，該如何理解這些人看似毫無理性的過激行為，甚至試圖改變？

恐怖分子「與正常人無異」的事實，很可能才是恐怖主義最可怕的地方。恐怖分子往往比你想像得還要理性且有同理心。

恐怖主義是真實的、自殺攻擊是真實的，死傷也不僅是統計數字，而是血肉模糊的悲劇與人倫破碎。然而，對穆斯林社群、伊斯蘭議題研究甚深的本書作者卡拉．鮑爾，從這些破壞生活日常的「壞蛋」、「怪物」與「單純邪惡」刻板印象之外，尋訪細究這些激進分子的樣貌，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為什麼這些人會做出各種看似超乎常理的「激進」選擇？是什麼原因讓人掄起軍事武器？他們眼裡的世界長什麼模樣？這些人如何思考「家」與「國家」的意義，又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愛的人？為何會投向激進主義的懷抱？又有哪些進行中的策略與社會計畫，有機會將他們帶回社會、回到人群？

另一方面，隨著各個國家絞盡腦汁思索如何因應本土政治暴力課題，許多難題紛紛湧現：我們如何在國土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是否有辦法教導人民接納強健有力的多元主義，甚至只是多一點點包容？ 在去激進化方案的制定上，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 正當的政治異議與社會威脅的界線在哪裡？

  • 我們該捫心自問：現今身處的社會有足夠的韌性與應變能力，接住每一個人，攔截住原本你我之間的「普通人」搖身一變「暴力極端分子」嗎？

書中展開了橫跨各國、了解各式「去激進化」計畫的探索之旅。作者拜訪反恐政策顧問、研究者、政府主責人員、教育家、社會工作者到「恐怖分子本人」與其親友；從遭受恐怖攻擊的英國，分別為加害者母親與被害者母親的訪談開始、到穆斯林大國印尼的「前恐怖分子大會」、巴基斯坦救助前塔利班兒童民兵的學校，以及原本是新納粹分子，而後轉換角色成為幫助白人放下種族優越等實際案例。沿著這趟旅程，作者發現有些人從「聖戰士」成功回歸社會、有些人因為其他理由放棄自己原本的「過激行為」，但也有一些人終究是作者難以理解或同理的「他者」。

作者誠實面對這些人的生命與世界觀，故事也不一定都有美好的結局。儘管恐怖主義、暴力與不寬容對人類社會造成無比的威脅與傷痛，但是，唯有區辨出「邪惡」的根源，才有可能改變這一切。

  • 能讓人脫離激進化的線索，往往從最細瑣的線團開始……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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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