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判的總和》：伊拉克和蓋達有沒有關聯？沃佛維茲一直得到同一個答案——「沒有」，但他不能接受

文：詹姆斯．齊姆林（James C. Zimring）

小布希政府的背後信念、動機和意圖

儘管入侵伊拉克的最終決定是小布希總統自己下的，但這個過程是整個政府的產物。儘管總統的心智是單一認知，但總統當局所包含的眾多人士、多重觀點以及眾多當務之急，全部同時一起運作。這種眾多投入者形成的網路如何影響信念，是一個重要的題目；然而為了當前的討論，值得一一來檢驗每個投入者。確認偏誤和專挑好資料取決於涉事者背後的信念，以及其意圖。

錢尼和倫斯斐以及他們的眾多手下，似乎遠在2001年9月11日的許久之前，就已多次想找機會入侵伊拉克，而且有著十足把握能輕鬆獲勝並取得極成功的結果。萊斯可能遠比他們更難以抉擇，而且不管跟錢尼還是倫斯斐都稱不上好友；然而，她有著讓中東民主化的雄心壯志。鮑爾強烈反對入侵，但不是因為他有多喜歡海珊，也不是因為他認為入侵會失敗。鮑爾反而徹底瞭解一旦入侵就得為整個局面負責的含意，而那不可能輕易脫身。

至於總統這邊，似乎結合了「美國就該為世界其他地方帶來自由」的堅定信念力量，以及一種強烈的宣揚正義使命感。可能還包含布希家族的一筆家族性的仇恨，因為海珊顯然曾嘗試刺殺老布希。此外，總統個人的財富和石油業有很緊密的關係，而身為哈利伯頓（Halliburton）前執行長且仍持有該公司展延股票選擇權的副總統也是如此。此外，就如艾森豪總統在告別演說時所警告的，當美國參戰時軍事工業複合體會發財，而大筆大筆的錢會花在遊說政客上。

更不切實際的是，小布希政府覺得用更友好且和善的政府來取代海珊，不僅對美國的戰略來說很重要，對中東也是裨益良多。先不管這種事發生的可能性有多低，對美國來說，那會是戰略上的重大一步。最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是撐過去就是你的——政客離下一次選舉總是沒那麼遙遠。美國在九一一攻擊中受到重傷，因此痛擊敵人能從情感深處討好選民。

人可能會出於上述所有理由，認為美國當初就該或就不該入侵伊拉克；然而，這些都不是小布希政府提出的理由。這些反而是預先形成的信念之源頭。實際呈現的理由有兩部分。第一個（如前所述）是海珊違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而這對美國和世界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的風險。第二個理由並非聯合國決議的一部分，卻出乎意料地被納入小布希政府的說法，那就是伊拉克要為九一一攻擊負起責任。

把海珊牽連到賓拉登，把伊拉克牽連到蓋達

要瞭解完整敘事，得要回到世貿中心的攻擊事件，但不是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那一場。故事反而是從1993年世貿中心的炸彈事件開始，當時一台裝滿爆裂物的卡車在建築物底下的停車場引爆。儘管這沒有危害到建築結構的完整性，但確實造成了嚴重損害，並造成一千人受傷（其中六人死亡）。最終有七名共謀者遭到逮捕、定罪並判刑——他們幾乎都是巴基斯坦或埃及國民，具有極端意識形態，專心致志於攻擊美國來聲援處在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民。

當時，以及後來，有人提出一種理論，認為伊拉克支持了執行爆炸案的恐怖分子。然而，包括中情局在內的眾多情報機構都認為，這個理論站不住腳而不予理會。儘管如此，有些人還是大聲擁護這個想法——或許沒人比麥爾羅伊（Laurie Mylroie）還大聲。這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出版了一本叫作《復仇研究：薩達姆．海珊對美國的未竟之戰》（Study of Revenge: Saddam Hussein’s Unfinished War Against America）的書。

把海珊牽連至1993年攻擊事件的證據為何？涉案的七人中，有一人（也只有一人）是伊拉克裔，不過他出生於美國。此外，在瀏覽其他犯罪者的所有手機通聯紀錄（包括幾百次通話）後，發現其中一人（他本身不是伊拉克裔）打了四十六通電話給他一位住在伊拉克、曾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叔叔。

這四十六通電話涵蓋的時間前後有八個月，其內容無從得知。那就是牽連，那就是證據，全部差不多就這些。基本上每份可信的情報分析都不會予以理會，政治學家進行的分析也多半如此。然而，「反正伊拉克就是攻擊的幕後黑手」這種沒有證據支持的想法，卻給沃佛維茲（Paul Wolfowitz）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沃佛維茲曾是老布希底下的國防部次長，他對於海珊在沙漠風暴行動（也就是把海珊勢力趕出先前入侵的科威特的第一次波灣戰爭）後仍保有政權一事感到十分失望。對於美國鼓勵伊拉克人民起義卻又不支援他們，使得起義被海珊部隊鎮壓一事，沃佛維茲感到十分後悔，同時背負著強烈的罪惡感。麥爾羅伊顯然深信海珊正在攻擊美國，且透過那樣的濾鏡來詮釋資訊。舉例來說，她甚至誇張到主張海珊是1995年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的幕後黑手。沃佛維茲並不接受後面這種論點，因為連他都覺得太過牽強；然而，他全盤接受了海珊和1993 世貿中心爆炸案之間的關聯。完全地、徹底地通盤接受。

沃佛維茲一直嘗試把伊拉克和對美攻擊連結起來。舉例來說，1998年，沃佛維茲（還有倫斯斐，當時跟他一起在一個委員會中效力）特別要求中情局試著把伊拉克牽連到1993年的爆炸案，但中情局找不到這樣的關聯。沃佛維茲並沒有被這樣的專家分析所打倒，反而不屈不撓地努力激發推翻海珊的策略，還在《標準週刊》（Weekly Standard）與哈利勒扎德（Zalmay M. Khalilzad）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推翻他」（Overthrow Him）。

2001年初，沃佛維茲再次在總統當局底下效力，擔任倫斯斐的國防部副部長，而倫斯斐會直接向總統報告。他持續貫徹自己的意圖，要求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重新調查麥爾羅伊所主張的1993年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與海珊之間的關聯。答案還是沒有實際關聯。他在這方面繼續下工夫，也規劃著推翻海珊的紙上計畫。這些計畫包括了奪取伊拉克南部的油田，目標在於鼓吹一場伊拉克人民起義，接著便由起義的伊拉克人民接管國家——基本上，就是把第一次波灣戰爭尾聲失敗的起義「重來一次」。當然，奪取油田的概念，也有助於迎合那些會從此般妙計中獲利的公司。

沃佛維茲一直用他的計畫和論點來突破屏障，直到整個政治氣氛在2001年9月11日生變。他立刻打算把伊拉克和海珊扯進九一一攻擊事件，並引用了伊拉克情報人員於1995年和賓拉登會面並建立關係的這項證據。然而，中情局有著詳細情報，指出1995年那場會面上蓋達明確拒絕與伊拉克合作。所有情報都指出，蓋達要獨自為此事件負責，且他們的工作是由阿富汗的塔利班所協助推動的，而不是伊拉克的海珊。於是美軍發動了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攻擊了在阿富汗的蓋達，但也僅止於阿富汗，至少一開始是如此。

透過美國特種部隊、先進空中武力的戰略結合，以及和阿富汗反抗勢力的協同作戰，塔利班被趕下台，並由世俗政府所取代。賓拉登逃走了，但蓋達遭到擊敗而作鳥獸散。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情報單位獲得了大量的蓋達紀錄和文件，顯示了驚人的先進核生化武器生產及獲取程序。

很幸運的是，他們沒這麼做下去，但他們的步伐遠比所有人在發動持久自由行動時所認為的還要快上太多。但和沃佛維茲鼓吹的蓋達－伊拉克關聯恰巧相反的是，整批文件中沒有哪一份擄獲文件有顯示伊拉克和蓋達之間的對話或關係。這個密切相關的「否定資料」對沃佛維茲來說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它沒有證實他的既有信念。他反而選擇聚焦於一名高階蓋達特務利比（Ibn al-Shaykh al-Libi）所提供的唯一僅有證據上。

利比表示，2000年時，兩名蓋達成員前往巴格達學習如何生產並使用生化武器，而沃佛維茲把這個證據指為伊拉克支援蓋達攻擊的證明。沃佛維茲專挑支持他理論的單一好資料，對於已捕獲大量通信往來、卻還是缺乏其他資訊的情況視若無睹。他的公民同胞此時危在旦夕：若有下一場恐怖攻擊將使問題更加嚴重，有鑑於此，這時即便證據不充足也該格外關注，這才是謹慎的態度吧？這可能是個合理觀點；畢竟，沒能避免911攻擊事件，不就是沒注意丁點證據、忽視大海裡人人皆知的一根針所造成的錯誤嗎？

當然，可得證據量越少，品質就變得越重要。如果這份單一證據要用來成為政策的資訊憑據，那不是應該要確保它是個可靠的證據？情報機構對於利比的證詞有多大信心，而證詞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否都經過其他消息來源的驗證？

利比沒提到任何關於伊拉克的事，甚至在承受美國特務好幾天的「強化審問技術」後也一樣。反而要到美國人把他交給埃及審問者後，利比才終於在未知的審問情況下，講出了這個「事實」。就連中情局對於這個資訊也高度懷疑，後來認為那是已知會產生不可靠情報的刑求下捏造的資訊而不予理會。刑求一段時間後，人就會為了別再受苦而說出審問者想要他們說的任何東西。最終，中情局公開表示，不為這項資訊的準確性負任何責任，但那也要到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就如接下來會解釋的，有鑑於小布希政府處理證據的方式，中情局這樣跟資訊撇清關係能造成什麼差別，其實也無從得知。

伊拉克和蓋達可能存在的關聯，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又變得更加重要。沃佛維茲以及小車里比（Scooter Libby）在九一一劫機者與伊拉克可能有關一事上，不斷煩擾著中情局。十九名劫機者沒一個是伊拉克國民（大部分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捷克的外交官倒是有報告說，（跟另外四人一同）劫持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11號班機的阿塔（Mohamed Atta），曾於2001年4月和一名伊拉克情報官員在伊拉克駐布拉格大使館會面。經過中情局小心謹慎的分析後，顯示這則情報最多也只能稱作薄弱。在據稱的這場會面發生前和發生後，阿塔人都在美國，而且也沒有他搭機前往歐洲的紀錄。當然，他有可能以假名來回。

然而捷克的這則報告，是根據一名從報紙照片上認出阿塔的匿名舉報人所言——而且，就算是根據這些有問題的條件，該舉報人也只有「七成把握」。

沃佛維茲一而再再而三地問了同個問題：伊拉克和蓋達有沒有關聯？他一直得到同一個答案——「沒有」，而他不能接受，還讓自己被中情局的某分析家描述為「癡狂分子」。沃佛維茲並不孤單。副總統錢尼，還有他的一些幕僚，也興致勃勃地追打著阿塔的會面，指派中情局對此提出完整報告。

泰內特監督了這份報告的撰寫，在有眾多其他資料主張從沒有這場會面的情況下，呈現了唯一一份主張曾發生會面的證據（好比說，那個基於報紙照片而有七成把握的匿名消息來源）。此外，中情局還在一個更廣泛的脈絡中分析這個事件：海珊是一個世俗領袖，在各個宗教團體中有很多要他下台的敵人；他與蓋達這一類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密切合作，並不是天作之合。

儘管如此，由於有對美國的共同仇恨當聯手因素，還是得謹慎考量這種可能。的確，中情局出於工作職責這麼做了，但仍找不到關聯。儘管中情局的正式評估中有這樣深刻的懷疑，錢尼還是在全國電視網的節目上聲稱，與阿塔的會面「證據確鑿」。

無法強迫或催促中情局轉而支持伊拉克與蓋達有關係的白宮，接著又指派國防部另一個情報團體來找出關聯。用中情局某分析家的話來說，是「他們把未處理的訊息完全抽離出脈絡外⋯⋯就只是鐵了心要個充分理由」，還補上「他們把根本就不存在的點連成線⋯⋯那是微乎其微。那是相隔千里。那是凱文．貝肯他媽媽的六度分隔」。

中情局生產了它們自己的分析，讓國防部團隊的結論整個名聲掃地——但中情局的分析卻遭到徹底忽視。中情局局長感覺到自己部門未來可能因此無足輕重，且會徹底遭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因此最終默許將一份支持伊拉克與蓋達有關聯的報告交給國會。但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沃佛維茲等人透過消耗戰硬逼中情局跟他們串通，伊拉克和蓋達的關聯就是站不住腳。

儘管如此，這便是支持本章開頭所列第五項主張的證據——其實差不多就是唯一證據了。有鑑於所有資料都由政府持有，當高度相關的否定結果就是遭到忽略（好比說在擄獲的大量文件中，並沒有發現蓋達和伊拉克的實際通信往來），這於是成了一個專挑好料的極端案例。

到最後，缺乏可信證據根本不礙事。有高百分比的美國人早就相信海珊要為九一一攻擊事件負責。到了九一一的六個月後，小布希總統在敲響反恐戰鼓的同時，基本上發言已不再提賓拉登，轉而偏好談及海珊，有可能強化了美國人預先傾向相信的事情（圖6.1）。

Photo Credit: 鷹出版

其他事實主張打從本質上的薄弱

所以，伊拉克和蓋達的關聯最多也只能說是薄弱，卻被呈現為事實，而許多美國人就這樣接受了。那其他用來讓入侵有正當理由的證據呢？持平而論，每個在情報圈和白宮的人都有高度警戒的正當理由。這個流程一路往上到了小布希總統；他從聯邦調查局收到「每日威脅匯報」，包含還沒經過審查或驗證的未處理情報。就如萊斯接受德雷珀訪問時所言：「若有哪個瘋子打算從明尼蘇達州的一座電話亭裡炸掉西爾斯大樓（Sears Tower），總統桌上也會收到報告。」

這種情況相當正常。沒能避免九一一攻擊事件就是因為沒留意到微小警訊。接著，九一一沒過多久，不少人又收到活炭疽孢子郵件，導致生病及數人死亡——恐怖活動正在進行，而人人憂心不已。所以，在避免二度攻擊的熱忱中，就連微量資訊也有著極高的敏感度。當這發生時，小片資訊可以變得極其重大；確認偏誤在這種環境中會被放大。這樣的偏誤結合其他有特定意圖且刻意專挑好資料的偏誤，可以形成壓倒性的力量。

那麼，本章開頭列舉的五項事實中的其他堅決聲明，也就是關於化學武器、移動式生物武器工廠、黃餅和煉鈾鋁管，以及毒害美國各大城市的無人飛行載具等說法，又有什麼實際基礎呢？那些躲避調查者、在聯合國調查員抵達前一刻把違禁材料移出倉庫，以及始終搶先一步的事又要怎麼說？

化學武器存在的假設基礎，始終都只是根據過往行為以及「先前的武器如何清除」的貧乏紀錄推論而來。至於新產能的部分，伊拉克確實有廠房能生產化學物質，但這些全都有合乎日常工業目的的高度合法用途，任何工業社會都可以找到。的確，小布希政府有特別留意這件事，主張伊拉克有意把它的化學武器生產能力編藏在合法工廠內，讓人不可能查探到武器生產。

這是一個經典的套套邏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化學武器存在，就證明了有隱藏化學武器生產的大陰謀。的確，我們深知那是真正傑出的陰謀，因為只有內行的陰謀才會不留任何證據。有證據證明武器存在是不錯，但沒有證據才是最好的證明，因為這樣就證實了他們想必藏匿著什麼；不然的話，我們應該就會找到武器才對，因為我們就是知道它在。

伊拉克人憑什麼不是真的在藏匿武器？他們以前就做過啊。假定他們這時也在這麼做，不是很合理嗎？那麼，又該如何看鮑爾在聯合國演說中顯示的「伊拉克人找出調查員要去哪，然後在他們抵達前一刻移走違禁品的行為」這件事？其中一名出現在鮑爾照片上的調查員如此評論：「我就在照片中⋯⋯我進了他們停那些卡車的地堡裡面。那裡有一層約八公分的鴿糞蓋住了所有東西。上面還有一層灰塵。不可能有誰進來過還把裡面的東西移走。他們不可能假造出這種場面。」

那麼，相信伊拉克有移動式生化工廠的基礎呢？這說法的證據來自伊拉克化學工程師賈納比（Rafid Ahmed Alwan al-Janabi）的證詞，他於1999年抵達德國尋求庇護。美國情報機構沒辦法從衛星照片中找到生物武器工廠的證據，但為什麼沒辦法呢？來自賈納比的情報完美解決了問題：他們找不到工廠是因為它們到處跑——太聰明了。

然而，德國情報機構很快就查明賈納比不是可靠的目擊者。他的證詞和其他人的不一致。然而他對移動工廠的描述，卻完全符合聯合國調查員最終報告中推斷的情況。事實上，那符合得實在太過完美，以至於德國情報機構懷疑賈納比只是複製了可在網路上公開取得的報告細節。

賈納比幹麼要說謊？那有可能有助於讓他待在德國，搞不好還外加一筆收入、一台賓士和一棟房子。然而，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是，他痛恨海珊政權並想把它弄垮。我們怎麼知道是這樣呢？因為賈納比在2011年《衛報》的一場訪問中坦然承認如此。

至於海珊追求核武的證據基礎，甚至更站不住腳。確實2002年初有一份來自義大利情報單位的情報來到美國，指出伊拉克說服尼日每年賣五百噸的黃餅（一種鈾原料）給伊拉克。根據後來解密的一份內部備忘錄，美國情報分析家很快就查明這份報告不太可能是真的，一方面因為政治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運送黃餅的困難度。儘管如此，出於盡責查證，前美國駐尼日大使威爾遜（Joseph Charles Wilson）還是被派去尼日調查，前去調查的還有四星上將福爾佛特（Carlton W.Fulford Jr）。不論是威爾遜大使還是福爾佛特將軍，都對於他們發現的結果印象深刻，而兩人都強烈懷疑該報告的真實性。

至於鋁製離心管，伊拉克毫無疑問有購買，因為實品就在送往伊拉克的途中遭查獲。此外，中情局表示，局內分析家也同意該國有打算濃縮鈾。然而，這些管子能否用來濃縮鈾，局內的分析家卻是意見分歧，而能源部的專家也是如此。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認為，那些管子並沒有能用於那種用途的物理性質。

儘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覺得管子或許可用於該目的，還有些人認為伊拉克買的其他物品可能也曾用於離心機（例如某些磁鐵）。這個結論有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當證據被滿懷信心地納入國家情報判斷時，證據的強度和對於證據品質的共識全都被誇大了。有些不同意看法被納入報告中，但只寫成注腳而已。

最後，「涵蓋美國各城市地圖的全球定位衛星設備」的這項主張，以及「這些設備會用來引導無人飛行載具對美國噴灑毒物或生物武器」的這種假設，並沒有像乍聽之下那麼牽強。海珊有一個人盡皆知的無人飛行載具計畫，而根據紀錄，他的計畫是要用無人飛行載具來對未察覺的人們噴灑生物毒素。根據德雷珀採訪小布希麾下一位資深顧問的內容，這一點真的特別令小布希總統擔憂並激發了他的想法。而那正是他下決心不要再度在任內發生的那一類惡夢場面。

中情局確實審問了那名試圖買全球定位衛星設備的伊拉克人。他聲稱，產品生產者已明確跟他說過，那些設備沒有地圖定位軟體就運作不了。這是他把軟體納入訂單的唯一理由，但情報分析家會懷疑那樣的主張似乎滿合理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誤判的總和：我們的心智如何被分數扭曲，並學會克服它》，鷹出版

作者：詹姆斯．齊姆林（James C. Zimring）
譯者：唐澄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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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總是判斷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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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偏見即將讓我們做出錯誤決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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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速食連鎖店曾經為了與麥當勞1/4磅重的漢堡一較高下，推出1/3磅重的漢堡，最後卻因消費者認為1/3磅小於1/4磅 (因為3小於4) 而以失敗收場。此外，一連串玩「龍與地下城」的青少年自殺事件引起家長和媒體的恐慌，認為D&D導致青少年自殺————而事實上，青少年D&D玩家自殺的比例遠低於全國青少年自殺的平均數。

《誤判的總和》一書廣泛研究人類活動中的各種認知偏誤，發現其中絕大多數是以分數的形式存在，透過人們不擅長分數來改變基數（分母）或個別案例（分子） ，人的認知很容易被誤導而犯下許多錯誤。舉例來說，你想過以下問題嗎？

• 為什麼兩位政治人物都使用了正確的數據，卻提出立場完全相反的主張？
• 死於空難的風險遠低於死於車禍，人們為何依然覺得開車比坐飛機安全？
• 在美國，少數族裔被警察殺死的機率較高，但這等於種族歧視嗎？
• 《聖經密碼》能幫我們一探未來？其實《白鯨記》也可以！
• 讀心術者如何利用人們對機率的錯覺猜中人們的心思？
• 有人一生中被閃電打到兩次，其實並不稀奇？

這些問題乍看直截了當，其實每一個都以分數形式存在，並為我們的心智設下陷阱。然而，我們是如何以及為何不斷落入這些陷阱的？

本書作者齊姆林（James C. Zimring）認為，人類大腦常犯下的許多錯誤可歸結為對分數的誤解。我們看到大量本質上為分數形式的統計數據，如百分比、機率、頻率和比例時，往往傾向於誤解其意義；也因此，心懷不軌的人會透過選擇性地呈現數據或扭曲信息來操縱我們；也有些時候，馬虎的溝通者會無意中忽略關鍵訊息而誤導我們；更多時候，我們會自欺欺人，犯了錯只能怪自己。然而現代生活不太可能不遇到或不運用這些概念，因此熟悉分數形式的問題，並探討分數如何運作以及我們如何理解或誤解分數，對我們來說就很重要了！

本書結合認知心理學的關鍵科學研究與現實生活範例，幫助讀者發現從政治到刑事司法系統、從戰爭到科學、從商業戰略到新時代宗教、在到自然世界，總是在日常訊息中潛伏著的種種偏誤。作者舉出各個領域中可能存在的混淆形式或錯誤描述，讓我們能看穿在政治人物、警察、廣告商、科學家的主張中潛藏的分數和偏誤類型，如：可得性捷思、確認偏誤、專挑好資料、首位效應、檢察官謬誤、倖存者偏誤、從眾偏誤、機會效應、人擇原理等等……。

儘管違反直覺，齊姆林還探討了這些缺陷能使我們受益的原因，強調個人錯誤可能有利於集體解決問題，也讓我們一窺演化的力量。

Photo Credit: 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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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