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歐洲極右派崛起及其衍生的地緣政治張力、中東再度動盪、中亞權力真空及印太競爭，國際上種種跡象均顯示，拜登（Joe Biden）「自由主義」與「多邊治理」的路線仍有極限，並留下許多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的問題。

面對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即將再度走進白宮，亦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思潮成為美國政治的指導。

未來的美洲也將面臨「門羅主義」論述的強化；在歐亞地區，多極勢力此消彼長、加速失衡，美國或許依舊是最後的「避險地」，但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領導地位無可否認地出現隱憂。

面對過去四年拜登留下的地緣政治遺產，川普政府將如何啟動他的第二回合？該問題既考驗共和黨內的政策共識，也牽動美國與各地區盟友與對手之間的新一輪博弈。

為何此時此刻需要重新審視美國的地緣政治定位？

拜登在2021年初以「美國回來」（America is Back）為號召，意圖扭轉川普對多邊主義與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質疑，並嘗試在疫情之後重振國內經濟與全球領導地位。

然而，今日的國際局勢遠比四年前更趨複雜：俄烏戰爭的巨大消耗、極右勢力重新高漲、歐洲安全架構遭到顛覆、中東衝突此起彼落，中亞地區則因阿富汗撤軍而顯現更深層的權力真空。

此外，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互動愈發緊密，美國在印太地區所面臨的競爭壓力亦不斷升溫。如此種種轉折，使得拜登政府的外交遺產實際上更像是「未竟之業」：在多邊主義剛開始重回正軌之際，就面臨結構性挑戰與全球意識形態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