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東杰

歐洲崛起之地緣意義與效應

正如霍夫曼（Philip Hoffman）的描述，相較「西元九○○年充斥貧窮與暴力、政局動盪，看似毫無前景希望的西歐」，此際中東顯然更加富裕且文化發達，曾幾何時，如今情況卻呈現一百八十度逆轉；關於歐洲如何從掙扎於伊斯蘭世界包圍之邊緣地帶，最終成功崛起乃至於將影響力輻射全球各處，其過程再度印證了本書所稱之「邊緣動力學」，只不過差別有二：

首先，相較過去崛起者屬於單一政治勢力，歐洲本身卻是分裂的，其次，所謂歐洲崛起之真正意義並非在帝國建構，而是提供了某種顛覆性地緣性應，此即達爾文（John Darwin）所謂「歐亞革命」（Eurasian Revolution），就本書而言，它也意味著自西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東征、七至十世紀伊斯蘭擴張，以及十三世紀蒙古西進運動之後，歐亞大陸乃至全球所面對之第四次「世界擴張效應」挑戰。

從某個角度來看，如同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系統」一般，起自十六世紀之地理發現運動，至十九世紀開始成為重塑歐亞地緣結構之歐洲崛起，同樣透過某種「歐洲系統」（European System）成為公共財提供者，其效益亦主要集中在貿易便利性上，且地理範圍更加廣大。不過，兩者對歐亞大陸帶來之地緣衝擊顯然有著不同樣貌：

相較蒙古打通並連結歐亞東部、絲路通道與部分伊斯蘭世界（不含阿拉伯半島與北非），但並未真正影響地中海周邊和歐亞南部，歐洲雖然將鄂圖曼以外之多數伊斯蘭世界殖民化，一八五八年更將歐亞南部納入英屬印度，卻始終未能真正進入歐亞腹地（如果不將俄羅斯視為歐洲一部分），亦未能動搖滿清控制中國本部。

可以這麼說，由於歐洲一直維持著某種外圍勢力（outer power）特徵，無法有效延伸影響至大陸內地，此種結果也成為麥金德構思控制「心臟地帶」（heart-land）與史派克曼提倡「邊緣地帶」（rim-land）概念之視野基礎，以及英國和美國規劃其全球戰略之思考起點。

進言之，歐洲帶來之世界擴張效應不僅動搖並瓦解了傳統歐亞地緣結構，對其本身同樣帶來深遠影響。例如，儘管政治分裂與無法重建帝國乃是歐洲（西歐）自五世紀末以來之長期特徵與困境。

首先，一八○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控制範圍涵蓋伊比利、義大利，並由日耳曼延伸至波蘭，甚至奧地利都被迫臣服，使得拿破崙有底氣在一八○六年公布針對英國之「大陸封鎖令」（continent system），亦不啻讓歐洲一千餘年來首度浮現「再統一」之可能性。

其次，自稱創建「第三帝國」的希特勒，於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帶來橫掃歐洲大陸「壯舉」，包括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西側乃至北非地區也落入控制，影響之地理場域明顯更大於拿破崙時期法國。

無論如何，這兩次內部征服最終都以曇花一現收場，究其原委，無法擊敗俄羅斯「冬將軍」（General Winter）固然是可見直接原因，英國（後者還加上美國）利用前述世界擴張效應帶來之外部地緣結構壓力，仍是另一個不容忽視之關鍵因素所在。

最後，即便單純聚焦於歐洲之擴張行為，正如芬比（Jonathan Fenby）指出，歐洲殖民強權與傳統亞洲帝國之不同在於，前者「殖民地與母國遠隔重洋，經常有數千公里之遙」，後者則往往傾向「先安內再攘外」戰略，且「主要在陸地上發展，中央都城與遙遠邊疆之間具有陸路聯繫，從而得以將沿線不同民族、習俗與文化串聯起來」，因此更具備整合性，這也是呈現高度分散特徵之歐洲殖民最大挑戰。

大不列顛

如果說歐洲崛起符合「邊緣動力學」概念，那麼，在十八世紀引領工業革命浪潮，乃至在十九世紀締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大型殖民霸權的英國，其所處位置不啻是「邊緣中的邊緣」。最初位於不列顛島東南部，塞文河與泰晤士河橫亙其間的英格蘭，面積不過十三萬平方公里。

在一○六六年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後，長期受到歐陸外來文化影響，直到一三三七至一四五三年爆發英法百年戰爭之後，儘管經濟嚴重受創並損失了將近三分之一人口，英格蘭終於浮現自主本土意識，一方面完全朝向「島國化」路徑發展，重點則在如何利用其「離岸」特徵，在可能範圍內「保持歐洲陷入分裂」（keep the Europe divided）來保障自身安全。

隨著十六世紀海外探險時代降臨，作為島國之英格蘭既不可能缺席，除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一六○○年批准「倫敦商人對東印度貿易公司」作為代理人，透過濫發所謂「私掠執照」結合海盜針對主要假想敵尼德蘭進行惡性競爭，更為其核心戰略作為。

藉由長期投資海軍建設，尤其利用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困住歐陸諸國契機，大肆在海外攫取領地，時至一八六○年代，雖然不過僅佔全世界百分之二或歐洲十分之一人口，英國已然擁有超過全世界四成或將近歐洲六成的現代工業能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九一三年，名義上控有全球四分之一土地與人口，號稱「日不落國」絕對不誇張。

不過，英國的崛起與壯大固然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究其內涵仍有可議之處；正如達爾文（John Darwin）指出，所謂大英帝國「其實是一個由非獨立、半獨立和實質獨立政治單位共同組成之大雜燴」，至於讓它們聯繫在一起者並非是「忠誠」，而是千絲萬縷之經濟策略與政治紐帶。

林恩（Martin Lynn）也強調，相較所謂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看法，「藉由貿易及其海外擴張來重塑世界的目標，更多來自於英國決策者錯誤的樂觀主義及其對於世界的片面看法，而非以對十九世紀中葉全球現實的理解作為基礎」，事實證明，「英國的能力仍舊有限，地方經濟體和政權也確實能夠反制英國的貿易和投資範圍，從而有效地抵制了其經濟滲透」。

另一挑戰在於，如同前面針對「蒙古系統」與「歐洲系統」之比較，後者無法有效將勢力延伸進入歐亞大陸內部，既為其特徵，也可能是個威脅，這正是東印度公司軍官康諾利（Arthur Conolly）在一八四○年提出「大博弈」（Great Game）概念之背景，他認為此際已然成為橫跨歐、亞、美三洲超級領土國家，且長期嘗試由內陸往沿海突圍的俄羅斯，恐為英國全球地位帶來最大挑戰。

為解決此一問題，英國決定從西線（鄂圖曼與黑海）、中線（從阿富汗到波斯）與東線（以中國為主）來同步面對；首先在西線部分，英國一方面設法將環繞鄂圖曼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國際化，至於一八五四年聯合法國發動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堪稱代表作，由於俄國戰後被迫放棄多瑙河入口，且規定黑海成為中立之非軍事地區，無異等同斷絕莫斯科南下之路。

其次，在中線部分，面對俄羅斯在一八三○年代積極南下介入中亞事務，甚至逼近開伯爾山口，為求先發制人，英國在一八三九至四二年發動了第一次阿富汗戰爭，但以失敗收場；其後，由於俄羅斯在一八七六年正式併吞浩罕汗國，英國也於一八七八年再次發動阿富汗戰爭，儘管損失慘重，倫敦仍然在此處建立了一個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地帶。

最後，東線部分則起自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國之亂不啻是個試金石，一度期待在中國出現「東方基督教國度」的英國，最終理性選擇與北京合作，其背後思考當然是避免一旦局勢糜爛，導致俄羅斯有機會趁勢南下。

所謂「大博弈」雖然充分顯示了英國進行全球投射之能力，版圖「大而無當」依舊是一大挑戰。佛崔（Samuel Fortrey）早在一六六三年便寫道，「我認為不應該在海外開闢殖民地，……除非是在能增加本國財富和貿易的地方」，但如此簡單之理性邏輯很快便淹沒在歐洲的海外擴張狂潮當中，由於將獲取殖民地等同國家榮耀與實力，各國紛紛投身「先求有」之瘋狂競賽，其中當然包括英國在內。

所謂聯合王國猶如十六世紀哈布斯堡之超級放大版，除了若干航道關鍵港口、南非礦場與印度次大陸，真正能反饋經濟利益的殖民地並不多，於此同時，基於當時技術限制，無法有效管理、輸送、轉換並活化遙遠之殖民資產無疑是另一挑戰，更別提過度狹小、難以防衛，且極易捲入歐陸紛爭的本土，再加上登陸作戰部隊有限，這些都導致英國只能選擇「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傾向從守勢現實主義思維來保障自身利益與安全。

正因為它選擇消極以對，英國在一八三○年代、一八四八年，乃至一八六○年代統一浪潮等歐洲國際紛亂時刻中，均刻意置身事外，對維持區域秩序幾乎毫無正面貢獻，甚至在十九世紀末葉兩次波耳戰爭（Boer Wars）後，一般認為，其結果對英國人「帝國信念」之沉重打擊（如同其後越戰之於美國），或許比波耳人失去獨立地位來得影響深遠。

由於其全球殖民結構開始動搖，英國決定師法查理五世在一五五六年拆解哈布斯堡之故智，在一九二六年以國協（commonwealth）此一嶄新框架來變相延續海外影響力。

由於最近一波世界擴張效應遍及世界各地，致使英國不啻成為人類歷史上首個「全球強權」（global power），在其高峰時期，名下各處領地總面積據稱超過三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約為地球陸地面積百分之二十四，達到史上之最，於此同時，治下人口規模亦近四億。

據此，儘管稱其為「帝國」似乎並不為過，首先，即便英國具備了廣土眾民特徵，若以全球作為丈量範圍，其比例顯然還談不上擁有「絕對優勢」；其次，雖然可憑仗新興工業技術，由於「世界」範圍陡然擴大，其投射能力仍存在限制；至於更重要的是，儘管有人將十九世紀稱為「大英治世」（Pax Britannica），且將英國描繪成某種全球警察角色，實則不過溢美之辭。

包括歐洲革命浪潮與兩波統一運動、晚期帝國紛紛崩解、作為第一次工業戰爭的美國內戰，乃至二十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伴隨英國權力登頂而來的世界絕對難稱穩定，非但它從未在任何衝突中主導過陸上決戰（唯一接近個案只有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投注兵力多半只佔少數，也幾乎沒有過在重要紛爭中發揮過斡旋止戰功能。

除了造就自身「偉大」，由於傾向自掃門前雪（所謂光榮孤立），對國際「秩序」公共財之貢獻寥寥可數；更甚者，如同拉姆齊（Ramsay Muir）針對第一次大戰影響之評價，「這場戰爭雖讓所有強國都不可避免承受了巨大壓力」，其中最能抵禦壓力者乃是英國，理由是它「組織鬆散且缺乏強大權力機構」，以致殖民地並未因為母國被拉進戰爭而趁機發動騷亂，雖然此一敘述看似正面，難道不也提供了另一面向之思考暗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的年代：歐亞世界秩序與前現代國際關係》，暖暖書屋出版

作者：蔡東杰

帝國的年代：歐亞世界秩序與前現代國際關係

【暖暖書屋出版】帝國的年代：歐亞世界秩序與前現代國際關係

NT $435

PChome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回顧人類兩千年漫漫長路
聚焦歐亞大陸權力浮沉
我們該如何跳脫歐洲例外主義
重新思索世界秩序之未來

鎖定以歐亞大陸為核心之宏觀地緣視角
反思帝國歷史角色及其對世界秩序之暗示

隨著二十世紀到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僅兩千餘年來做為歐亞大陸政治史主角的「帝國」終於退出歷史舞台，由於東方傳統帝國在歐洲擴張壓力下紛紛瓦解，加上解殖民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風起雲湧，這些都促使帝國成為不思進取的負面象徵，以及壓迫剝削之創傷來源。

延續《瘋狂的年代》與《戰爭的年代》兩本前作之邏輯思路，本書作為「歷史與國際關係」系列之第三部與最終曲，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宏觀視野，重新檢視並整理漫長國際政治歷史發展，還原帝國、霸權或世界秩序等關鍵概念的實際意義；藉此，期盼能讓大家脫離「歐洲中心」與「權力中心」的傳統認知窠臼，重新檢視潛藏於社會發展當中的秩序需求，瞭解人類究竟如何加以面對並逐一累積解決問題之經驗個案。

面對帝國往往承載創造歷史高峰美譽，卻又充滿阻礙進步罵名之矛盾角色，本書試圖聚焦迄今人類活動最為密集之歐亞大陸，藉由分析地緣基礎所搭構之歷史視角來討論以下問題：帝國究竟是甚麼？我們該如何界定並客觀理解帝國之政治角色與功能性？除了單純記錄過去，帝國歷史研究對未來國際秩序是否存在意義？又如何提供我們思索人類下一階段發展之制度暗示？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鍾宇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