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理性批判的討論，是一種容許假設性理論代替我們去死的方法

文：莊文瑞

【桂冠版代譯序】論「理性與開放的社會」（一九八四年）

一、波普早年的政治思想

「開放社會大師」（Master of the Open Society）卡爾・波普，是奧裔英籍思想家，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現年八十二歲，雖已自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退休，但仍孜孜矻矻於學術思想的鑽研，並於該學院兼邏輯與科學方法學的講座。

波普出身書香門第，思想啟蒙甚早，整個童年均浸潤於哲學、歷史思想與音樂藝術中；十歲時，即透過好友昂特（Arthur Arndt）的解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波普目睹戰爭的殘酷、生民的塗炭，使他對於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等褊狹觀念種下深惡痛絕的心理，也逐漸對各種意見、學說採取批判的態度。

一九一九年大戰剛剛結束，奧地利青年狂颷似的瘋迷馬克思主義，甚至波普都曾自謂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就在他十七歲的前夕，波普的家鄉維也納發生一件意外事件；一群赤手空拳的社會主義青年和共黨勞工，在示威遊行當中慘遭射殺，波普目睹許多年輕的生命平白遭到殺戮，心靈震顫，才首度幡然醒覺。「當時我對警察的暴行，對自己的行止，俱痛感震驚和悲憤。」因為，波普自覺身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原則上該對這幕悲劇負一部分責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階級鬥爭要要尖銳化，要更激烈，認為鬥爭的白熱化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加速來臨；而主張革命不怕犧牲的理由更是堂皇，因為資本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對個人的謀殺，遠比社會主義整個革命過程中的犧牲還來得多。波普遂自問：這樣子的計算，有什麼合理的依據呢？此後，波普開始以批判的心態研讀馬克思，更從中發現，馬克思主義所相信的「社會主義之來臨乃是歷史不可避免的發展」，根本是歷史主義的想法，實際上毫無充分根據；而討論後期資本主義（Spätkapitalismus）、下層建築等概念，亦同樣沒有根據。

真正存在的是具體的個人，是個人的歡樂和憂愁。波普從一向信持的個人主義中瞭解到，真正重要的是：正義、公道應當普遍存在於個人與個人之間。所謂「人類」、「階級」等概念，卻是抽象且空洞的；也許它們在某些理論的脈絡裡相當重要，但有時卻極為危險。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為了一個抽象的人性，堂而皇之地犧牲了個人——在階級鬥爭中，劣等的人只好認命，上等的人必為社會革命的選民；那麼「人類」究竟是什麼呢？社會中固然有利益的衝突，但是，使這些衝突更趨尖銳，是否就能走向一個較佳的社會，卻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事。

這些早期的批判，使波普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對社會主義仍存著幾許迷惘與幻想，直到波普三十歲時才深刻地反省社會主義與「自由」能否相容的問題。在此之前，波普堅信「社會主義是倫理學上的公設」，認為強迫貧民與富人組成僵硬的社會秩序，既不公平亦不道德。現在，波普體認到制度化的社會主義（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sm）不唯使國家過於笨拙，且令官僚力量過於龐大；「社會主義」若是指「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或國家化」，則顯然不是矯治社會罪惡的方法，反倒是對個人自由的一大威脅。因而，波普喟歎道：「任何一種簡單的公式都會誤導人！」以簡單的公式作為信仰，來抹煞個人的自由，無異是抹煞個人的一切。

二、開放社會的特徵

一九三四年，波普出版《探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 ；後來英譯為《科學發現的邏輯》［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於一九五九年出版），開始邁入學院生涯。由於波普是猶太後裔，當他獲悉希特勒即將入侵奧地利時，他就離開了淪入法西斯政權的故鄉，遠適英倫講學。一九三五年秋天，波普背離獨裁的故國，到達英國，「發現自己終能較自由地呼吸，就好像猛然打開窗戶那樣；『開放社會』一詞就是得自於這種經驗」。一九三八年三月時，波普已轉往紐西蘭講學，聞悉希特勒入侵了奧地利，波普遂決定出版批判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兩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

然而，什麼是開放社會的特徵？波普指出兩點，第一、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尤其是對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地提出討論、合理地加以批判，應為社會所容許，且亦應對政治有實際的影響。第二、社會制度的存在，應是為了自由，保護窮人和弱者。

先從第二點看，國家的法律和社會制度不僅要保護人民免於暴力的侵犯，也當要保護人民免受經濟權力的濫用所害。經濟權力的濫用，自工業革命以來即到處氾濫，實有改進的必要。但波普不贊同馬克思的以暴易暴，他認為馬克思低估政治的潛在力量，只會以「形式的自由」（formal freedom）嘲衊民主政治，卻不見民主政治對制度改革的貢獻。因此，波普強調社會改革中「政治制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指出，「誰」來統治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來統治。「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古老的問題，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直被以為是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波普深悉「權力使人腐化」的道理，因而他更強調「如何統治」的治本問題。他發展出一套「細部社會工程學」，主張採取溫和步驟，以漸進方式逐步改革社會制度的缺陷。畢竟「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是一個虛擬的理想，社會所當積極進行的是「將災禍化減到最小」（minimize suffering）。比如貧富懸殊的弊病，就非得從社會的經濟制度改革不可；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以對抗經濟上的強者的社會制度，像稅制的改革即其一例。若僅靠暴力革命，不唯不能解決問題，反會併發許多嚴重問題。

然而，制度的改革又包含自由討論與合理批評的存在與實際影響，這就涉及第一個特徵。社會良知、知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輿論的正義，都當在政府的政策錯誤或偏向時，形成強大的反對力量來實際影響政府。波普曾舉美國越戰的例子說明這種情形：「一個歷經數載的戰爭，政府竟在輿論的壓力下，承認這是一個重大錯誤，並儘早予以中止。」的確，美國的轉變很快，無論是生活時尚、思想、信念，都如浪花之湧現，潮落即逝。但是，「開放社會的不安定，正因為它們必須暴露於批判性的討論中；反之，獨裁專制或烏托邦之較為穩定，只因它們經常陷於靜態的僵化。」

貧困固然是一大罪惡，而貧富懸殊更是大不公正的邪惡。然而，比貧富懸殊的對比更形重要的，是自由與缺乏自由的對比——「新階級」與「集中營」的對比。波普一向反對暴力，反對相信武力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左派，正因他的親身經驗，予他的思想一份強勁力量。他肯定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且這類討論和批評實際影響社會運作，乃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優點。而法西斯主義與一些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s），卻根本不信賴人的自由和理性，認為在討論之前一定得先同意他們對社會的看法，對革命先有共同的主張，這是封閉的心態，也是獨裁的霸道；實際上蘊涵著：要排斥開放的社會，否定個人的自由，一旦得勢即會採行高壓政治的哲學。自由的權界，本是現實政治裡的一個難題；但唯有肯定自由、激揚理性，方能扭轉這種「反智」的悲劇和災禍，不致使自由淪為邪惡的獨裁專制之藉口。災禍，特別是人為的災禍，經常源於錯誤的學說，由此我們更該認清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的重要性。

三、開放的社會：理想與現實

開放社會預設力量的多元化和機會的普遍平等，這大部分都能具現於西方民主憲政中，然而，現實的政治實體是否展示出「開放的社會」實際存在了呢？抑或還待建立？波普認為，「開放社會」既是現實、亦是理想。所謂「開放」（openness），有多種不同的程度；一個民主社會，也許比另一個民主社會更成熟、更進化、更開放。其好壞程度依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政治制度、教育方法等幾個因素而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些使制度靈活運作的「人」。不過，民主與獨裁畢竟不同；生活於民主政治的「人」，當能透過「制度」來爭取政權，而無須藉由暴力，亦即不必經過流血而得以更換政府。這就是民主的特徵。然而，即使在民主政治逐步改革制度中，要走向極其開放且多元化的社會，仍需一段長遠的路途。那是一段漸進的學習過程，途中經常會有挫折的逆流，亟需社會各個成員的共同努力。而在避免暴力傾軋、破壞既得成果之下，這種努力的必要條件仍是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亦即在「我可能錯，你可對，經過努力，我們也許可更接近真理」的方式下，逐步地走向更開放、更完美的社會。

值得深慮的是，理性的心態並不易為人普遍遵奉，社會上很少有人能徹首徹尾的理性；試看社會中充滿的各類「迷思」（myths），各種直覺的概念、模糊的信念，以及形形色色自我矛盾、卻又武斷夸示的理念，豈非顯示「理性」之不足為恃？「理性」之敵不過「強權」（force or power）？波普認為，我們只能在「理性」與「強權」之間做一個選擇。唯有理性才是我們避免使用暴力的唯一選擇；況且，能避免使用強權或是暴力，卻不加以避免，不唯是知性的罪惡，更是道德上的邪惡。

波普批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論證，都只是隱藏著某些社會利益，或是把社會利益「合理化」，乃是標準的不再信任理性。但馬克思主義又不像法西斯主義的「反智」，反而是以一套極為銳利且嚴酷的思辨理論作為根基；因而它是「過度知性化，且以辯證統括一切的學說」，實際上仍是反智主義且非理性的。人一旦放棄理性，訴諸強權，捲入暴力，就會更深陷暴力而不可自拔。暴力革命將會反噬革命份子，進而動搖其原初理想；最後殘餘下來的，就只是一些懂得如何苟活偷生、殘害異己的暴力專家而已。因此「左派革命的一個確定後果，經常是批評的自由和反對力量的喪失」；而「自由一旦喪失，也就喪失了一切」；反對力量一旦不容存在，亦就淪為極權專制了。

唯有民主政治、開放的社會，才能提供我們矯治罪惡的機會。一旦我們經由暴力革命摧毀了民主社會的秩序，我們就唯有蒙受革命帶來的重大惡果，而新的社會秩序更亟待建立，在其中，我們依然同樣無法取消社會的罪惡、不公和壓制。波普向來信奉個人的自由，他可說比任何人都厭惡官僚權力和官方的傲慢自大；但他仍是肯定「政府是一必要的惡」（government is a necessary evil）。完全的無政府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更令人懊惱的現實是：民族愈多，政府也就愈多。唯有肯定自由，肯定理性的優位，才能使我們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在人與人之間，求得一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而毋須滲入暴力或強權的毒素。因此波普說：「在我們的時代裡，人性很容易為暴力所摧折；我們所要求的是，努力開創一個更加明理的社會（a more sensible society），使我們基本的衝突，能於其中以一種愈來愈合乎理性的方式獲得解決。」

所謂「更加明理」，顯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明理的社會；但是我們總會覺得有比現存的社會稍微「更加明理的社會」，這就是現實上的需要，而非烏托邦的理想。因此，我們應當透過「制度」的逐步改革，運用「人」的理性力量，積極地開創更明理、更開放的社會；而這正是波普「細部社會工程」說的立論重心，理想與現實在這種漸進的、批判的改革過程中，即有了巧妙的結合。

四、批判的理性主義

波普於《科學發現的邏輯》和《猜想與反駁》二書中，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的研究程序，被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有時亦稱為「方法學上的否證主義」（Methodological Falsificationism）或「可謬論」（Falliblism）。其原始精神來自蘇格拉底「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的思想謙虛（intellectual modesty）；蘇格拉底亦曾說：政治家應當對自己的無知認識得更清楚，因為肩負的重責大任不同於一般。波普接納這份思想謙虛，更開拓出理性批判的精神。

大體上，波普認為科學的理論系統並不是確定、終極的知識，而是大膽的假設；是透過嚴格的批判過程，不斷地在改進——甚或完全遭到淘汰——的假說。在此種由企圖解決問題，提出大膽假設，設計嚴格實驗以驗證（test）假設，從而否證原初的假設，再度提出新的假說等……一連串不斷的批判發展過程中，人是會犯錯的（man is fallible），但我們更能從錯誤中學習，進而以更好、更完美的假設性理論去取代老舊的理論。科學知識就在這種批判過程中不斷革命、不斷進步；「有更多的科學革命，就會有更好的科學理論」，這是科學知識成長的法則。無論是波普，或是孔恩（Thomas Kuhn）的研究，都指出這項法則。

然而，這種知識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或科學「典範」（paradigms）的革命，跟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戰爭口號，完全是兩回事。換句話說，思想的或科學的革命，不能一成不變地轉移到政治革命上。思想的革命猶如「適者生存」、「自然淘汰」的生存競爭；假設性理論一旦經不起批判，無法說明新發現的事實或觀察，就如適應不佳一樣，甚至被視為錯誤的理論，而遭到淘汰。新的假設或新的理論系統，將會以凱旋的姿態出現；亦將再經歷同樣的批判過程，其生命之久暫，端視其是否經得起嚴厲的考驗。人類的科技發展，就在這種批判、淘汰的過程中進步，開創出人類的文明。將這套理論應用到政治、社會中，並非就是主張革命，用更新的政府來淘汰舊有的政治制度；這種應用是一重大的誤解。

首先我們必須認清這套理論（科學革命說）的真精神與真正的意涵；才能看出將它應用到政治社會中的邏輯結論。在理性批判的討論過程中，必要條件是理性的開放心態與自由討論；所要淘汰的是錯誤或不完整的假設性理論，而無須涉及其原著者或持相反理論的對手本身。這種論事不論人，讓思想學說或理論系統相互攻錯、交相辯駁的批判法，是人類文明的成就，使我們得以認清理論的錯誤，並譴責其為假、為非，卻毋須譴責那些開創或支持它們的人。換句話說，理性批判的討論，「是一種容許我們的假設性理論代替我們去死的方法」；相反地，不容批判而只須狂熱或狂信的方法，卻是把人當成殉道者，把人變成理論的試金石；一旦假設性理論有錯誤，人和理論就當一併消滅。後者是援引暴力於生存競爭中，是以暴易暴的野蠻方法，亦是不符人性、不合情理的方式。前者才是理性批判或思想革命在政治社會上的真精神，亦是正確應用的邏輯結論。

在政治社會領域中，我們同樣有許多觀念和理論。對於具有革命性的社會理念或理論，我們當以更慎重、更縝密的方式去批評討論它們。因為理論的開創係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袪除社會罪惡，故而要設法以批判的方式釐清理論可能的嚴重後果，然後再依此來評估它的價值；絕不當僅依個人的喜惡斷然付諸實行，或決然捨棄不顧。理性批判尊重的是論證、推理和經驗的考察，唯有經過批判過程來加以評價，方能在最後做出人文的抉擇（a human decision）。這種抉擇的依據是人類對理性的信任，也唯有透過自由討論與理性批判的批判過程，達到這種知性上、道德上都成熟完滿的抉擇，人類才能避免暴力的蹂躪。

五、結論

波普的理性主義是人道主義的展現，信任每個人都具有合理的統一性，每一個人都有其價值。它比非理性主義的只選擇「少數菁英」，更能契合人道主義的精神。每個個人固然在許多方面都天生不平等，但這並不影響我來要求「讓每個人有平等的對待，使每個人有平等的權利」。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不是自然的事實，而是基於道德抉擇的政治要求。波普的理性主義，正是基於這種道德抉擇，呼籲人類唾棄暴力，共同開創更合理、自由、開放的社會。

附記

除了上文提到的著作外，波普尚於一九七二年，將一九六〇年代所發表的系列論文，蒐編為《客觀的知識：一種進化式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一書，提出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Theory of the Three Worlds），形成多元的世界觀，進一步使他的思想體系更為嚴密。一九七四年，波普與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神經生理學家艾克力斯（John C. Eccles），以對話的方式，完成《自我與頭腦》（Self and Its Brain）鉅著，針對心物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和成果。

一九八二年，波普歡度八十歲生日時，更出版《開放的宇宙》（Open Universe: An Argument for Indeterminism; 1982），及《科學發現的邏輯附論》（Postscript to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繼《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否定人文世界（歷史、社會）的決定論之後，進而全盤否定物理世界（自然宇宙）中的決定論。此外，波普於一九七九年還將早年《探究的邏輯》之德文手稿，整理出兩大冊在德國出版，書名《知識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rkenntnistheorie）。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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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譯者：莊文瑞、李英明

真相已死，民粹當道！
在這貌似自由開放的年代，
我們是否已在渴望封閉社會的回歸？

自由主義巨著，深刻影響殷海光等台灣知識份子
75週年經典回歸，全新修訂譯本

——「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和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理解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1937年，他為逃避納粹迫害，移民紐西蘭，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遷居英國。波普原本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但從1938年開始直到冷戰結束，他將關注轉至政治哲學，尤其著眼於如何對治、批判納粹德國、蘇維埃主義等極權思想，《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1945年出版後，旋即轟動西方學界，也奠立了波普無論在左派或右派都屹立不搖的劃時代地位。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為「柏拉圖的符咒」及「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餘波」。在書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傳統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波普認為他們的思想構成了當代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是20世紀種種暴行的基礎；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定論主義，更否定了人們改變與做出選擇的可能性。

波普主張：理想的社會，應是一個建立在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之上的開放社會，而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是不容異見的獨裁專制，以及伴隨暴力手段的烏托邦理想。後者甚至可能毀滅人類文明，重返極權的部落主義。他也強調：開放社會的敵人，同樣會打著「開放」旗幟，而行專制之實。只有清晰分辨這種虛偽，肯定理性與自由，才能在政治、社會制度以及種種問題上，求得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並創造出更理想的未來。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