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第12章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

〈歷史的終結〉是福山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標題；三年後，他用同樣的標題出版專著。這同時也是柏林圍牆倒塌的一年，實質上標示了冷戰的終結。乍看之下，在一九八九年，西方或自由民主取得了勝利，就像有些人所說，「我們」獲勝了。這表示福山的名聲不僅與「歷史的終結」這句名言串連在一起，在某些人看來，他也和冷戰終幕的勝利主義與狂妄連結在一起。人們常常以為，當福山說歷史終結的時候，他是在說歷史在一九八九年以西方的勝利終結。

結果是，人們誤會了福山。人們總以為福山是一個歡慶自由民主的人，以為他慶祝歷史在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崛起並戰勝其他形式的現代政治（包含馬克思主義）後邁向終結。換言之，人們總以為歷史的終結是由勝利者所書寫，也會認為福山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人們以為福山認為自一九八九年之後，事態將順風順水地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因為冷戰的終結意味著自由民主再也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歷史的發展顯然不是如此。然而，正如福山不斷堅持的，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本書裡，他從來不曾說過以上這些事物。他不可能這麼說，因為這些想法一點道理也沒有。

首先，這不可能是一篇慶祝冷戰結束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九年夏天，遠早於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刻。當時人在華盛頓特區、身為一名國務院年輕官僚的福山，不太可能預先知道柏林圍牆將會倒塌，因為在當時應該根本沒有人會這麼預想。

〈歷史的終結〉一文最初發表在一本名為《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雜誌上，而這雜誌有著略帶晦澀的中間偏右理念。我不認為那本雜誌的負責團隊裡，有任何人會想到福山以及他的論文將會舉世聞名，而正如福山在那篇論文裡所說的，他沒有要預測任何事情。事實上，那篇論文並沒有談論任何現實政治中的特定事件，它所關注的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論述歷史的軌跡，而這與任何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都沒有關聯。

這篇最早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有些特別的地方。當這篇論文開始推測事態時，它所推測的內容往往會混淆整篇論文的論點。在那篇文章裡，福山認為，無論接下來幾個月或接下來幾年發生什麼事情，他的論點都會成立。在一九八九年夏季，蘇聯和東歐的政權顯然身陷困境，但福山說，就算蘇聯和東歐沒有解體，或甚至解體後發生了政變使得舊體制得以復甦，他的論點依然會成立；他也說無論中東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威脅到他的論點的有效性。

他猜想，也許中東會出現某種哈里發政權，這個政權會對西方發出伊斯蘭教令（fatwa）——我們現在知道，這確實發生了，以基地組織（Al-Qaeda）與伊斯蘭國（ISIS）為名。福山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重要，歷史依然處於終結。在那篇論文裡，福山沒有想要預測個別事務的發展，他的論點是關於某種政治形式，關於那獲得勝利的政治形式，而這樣的政治形式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歷史終止了或歷史停滯了，而是因為歷史遇上了一組觀念，而這組觀念讓人類的歷史無處可去。

這組觀念沒有任何合宜的後繼者，因為自由民主這種現代政治的形態，同時也是現代政治所能企及的最終形態；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擺脫這種形態的政治，重新回到那些已然失敗的觀念與制度裡。歷史並沒有因為一九八九年發生在自由民主政體上的事情而終結。事實上，正如福山所堅持的，這是一個荒謬的想法，因為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並沒有什麼改變。蘇維埃政權發生劇變、開始分崩離析，但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整體的情境與一九八八年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坦白說，將一九八九年的自由民主政體與其他歷史時期的自由民主政體相比，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如果歷史在一九八九年終結了，那將意味著歷史早就終結了，因為自由民主這個代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最終樣貌的政治形式，早在冷戰終幕的高潮前就已經成形——成形的時刻甚至遠先於冷戰。福山認為，歷史終結的起源始於十九世紀初期，他把這個現象聯繫到一位我在這本書裡沒有論及的哲學家：黑格爾，而我也不會以黑格爾作為現代政治形式的起點。重點是，福山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概念化政治的方式以及當時對政治的理解，到了二十世紀末依然適用，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逐漸凋零。

這個論調並沒有什麼勝利主義的意涵，他認為我們僅存的就只剩現代、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是在歷經二十世紀恐怖的創傷後，唯一倖存的政治形式，因為其他的政治理念都在二十世紀的經歷中走向毀滅。作為個人，我們擁有全然開放的人生選擇（因為我們所享有的自由確保了這一點），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集體構思更好的政治形態的能力。正如福山在二○二○年年初的演講中所說的，他依然認為這個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中國很有可能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福山認為，至少就意識形態的場域上來說，中國的模式並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競爭對手。中國模式的現代政治當然不是民主政治，而從許多面向上看來也不是自由的政治（儘管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政治）。中國可以做出一些西方國家無法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對公民的控管權，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就會讓中國的模式構成比西方更好的政治觀念嗎？福山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福山是正確的嗎？在這一章的最後，我會回過頭回答這個問題。

福山不是勝利主義者，也不是一名先知。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福山變得非常有名，成為世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當他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專著時，他已經把原始文章中的黑格爾置換成另一名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福山從尼采得到了靈感，為《歷史的終結》這本書加上了後綴：最後一人。福山之所以轉向尼采，是因為他接受了他大學教授布蘭姆的建議。布蘭姆寫了一本出乎意料的暢銷書：《美國智識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之所以說出乎意料，是因為這是一本學術專著，也是一本極度悲觀的著作。

藉由擁抱尼采，福山旨在表明歷史的終結並不全然是好消息，因此他竭盡可能地向人們表明他不是誇耀勝利的人。事實上，在今天閱讀《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時也會發現，這是一本悲觀、甚至打擊人心的著作。無論這是因為福山對他的名氣感到不自在，或是因為福山預見了那些可能的潛在批評，無論原因為何，這本書都不是一部誇耀冷戰結束與西方勝利的著作。這本書幾乎沒有提到冷戰。《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陳述了不少在過去兩百年的政治思想中，對自由民主政治獲勝而產生的憂慮。這是一本談論在歷史終結後，有多少事情可能會出錯的書。

書名裡的「最後一人」所指的，並不是最後的人類。這不是一本關於人類滅絕的著作，因為福山心中所想的那種「終結」並非如此。「最後一人」是尼采的術語，它所指涉的是一旦我們失去了身為人類的基本動力，失去動能、創造力與重新塑造自我的能力，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存有。在尼采看來，一旦人類停止努力想要超越自身環境，一旦我們淪為單只是隨波逐流運動的生物，人類就完了。

福山認為，在自由民主得勝後的時代，最危險的並不是人類將成為機械一般的存在，他與鄂蘭的恐懼並不同。福山所想見的，並不是我們失去了自身的智識與心靈並成為機械生物的世界，他的憂慮沒有這麼複雜；他害怕的是，我們變得不那麼有想像力、變得有些輕率，而我們的政治變得無聊、欠乏想像力、安全、繁盛、健康、良好、存在許多價值——但歸根究柢，還是無聊。

在這個意義上，最後一人所指的是失去動力的人，這是托克維爾式的主題，而托克維爾和尼采一樣，是出現在福山的專著裡卻不見於原始文章的思想家。福山特別採用了《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冊中的論點。在第二冊裡，托克維爾表達了他的恐懼，他擔心隨著民主成為了主流的政治形式，我們將不會再挑戰民主對我們的控制；相反地，我們隨波逐流地活在民主政體裡。

在這個帶有托克維爾色彩的矛盾意義上，歷史的終結是神意的，因為這是我們的命運。我們處在一條航向特定方向的河道上，而危險之處就在於，我們很可能只會順著水流而生，任水流恣意引領我們。繁盛、安全而自由的民主政治，並不會把我們帶到任何特定的方向上，就只是在那裡運轉自如。如果歷史是由人類所創造，那麼當我們任由歷史塑造我們時，歷史就終結了。

這並不是最糟糕的結局，因為世界上總會存在著更糟糕的命運，何況二十世紀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許多更加糟糕的結局。無聊的自由民主遠好過恐怖的法西斯主義或粉碎人的共產主義，因此福山對民主可能淪為暴政的看法，比托克維爾來得樂觀。他認為如果民主真的淪為暴政，至少會是軟性的暴政；他也和海耶克不同，沒有把多數決的暴力視為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因為對福山來說民主並不是一條到奴役之路，真正的危險是這是一條無處可去的道路。

在一九九二年，福山想像了兩種民主可能的未來，舒適卻又黯淡無光的未來。其中一個未來，是我們都有可能變得像日本人。這並不帶有任何邪惡的意涵，沒有要暗示民主的未來可能會走向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展現的軍事擴張。他所想的日本，是一個在二十世紀下半夜趨於穩定、繁盛、成功且和平的民主政體。

當時的日本已經脫離二戰後支離破碎的處境，成為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也是一個掌握現代細膩科技的社會。在一九八九年看來，日本幾乎就是下一個超級強權，而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出現了許多著作，也預言著二十一世紀會是日本的世紀。在當時，日本的工業領先全球、科技遠遠領先其他各國，而日本的企業正在收購美國的公司。

到了一九九二年，日本很可能會是下一個主宰世界的強權的想法，看來有些虛幻。在一九八九年，一直盤勢高漲的日本股市（在最巔峰的時期，日經證券交易所占了將近四成的全球股價市值）突然崩盤，而這正是另一件福山沒能預言的事情；但正如福山所說，重點不是預言。

在一九九二年福山依然相信民主政治的整體走向是明確的，因為日本經濟破沫化並沒有阻礙日本政治的穩定性與安全性。日本代表了安全、穩定又略帶無聊的未來。福山曾經用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來形容政治。他說，歷史終結後的政治，有可能會變得像是日本的茶道：典雅、莊重、體面，但在這個外表下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這就是純然在動作中隨波逐流的政治。

福山認為，在歷史終結之後，另一個政治的可能形態是歐盟。這是在一九九○年代初出現的歐盟，在《馬斯垂克條約》簽訂時，歐盟也有著類似的樣貌：一個官僚組織，體面、繁盛，基本原則是為了迴避風險，以及同樣的有些無聊。歐盟看來並不會是一個能夠創造出重要想法的組織，而歐盟內部絕對不存在讓政治深刻轉型成為可能的要素，因為歐盟是一種媒介，我們藉此可以確保持續擁有已經擁有的一切，我們想要確保這一切是安全的，並只在可能的時候稍稍改善它。因此，歐盟是一個漸進式的組織，並把歐洲過往曾經擁有的野心掩蓋在乏味的技術性語言裡。「別讓船隻晃動」似乎是指引歐盟行事的哲學；或者，我們可以借用另一個常見的片語：「別驚擾馬匹」。

在現今，我們距離《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出版之時已經隔了三十年。福山所給的兩個關於歷史終結的例子已然過時。二十一世紀不會是日本的世紀，雖然當日本的經濟泡沫化時，有許多人認為日本捲土重來只是時間問題。在一九八○年代後期，日本看來就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勢的經濟體，看起來有著足夠挺過經濟風暴的資源，但日本並沒有捲土重來。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日本陷入了停滯，這是所謂的「失落的十年」（失われた10年），日本的經濟停滯、通貨緊縮，而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看來只是在空轉，試圖想要重新激發那一九八○年代的火花，但火花不復存在。這有點呼應了福山所擔憂的事情，但又和他想像的有點不同，因此這不是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日本並沒有認為它是在歷史的洪流上順著神意漫無目的的漂流，反而看來是一個被水草絆住的社會，沒有順著水流流動，而是停滯不前。

歐盟的情境又不相同。如果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歐盟看起來有點無聊、有點技術性、有點缺乏想像力，那麼現在看來，歐盟已經不再如此。這不僅只是因為英國脫歐。歐盟看起來既脆弱又易怒，看起來很可能因自身的狂晃而受害。歐元這個令歐盟自滿的重大轉變計畫、這個由官僚語言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創生的單一貨幣，造就了歐盟今天的脆弱，也造就易怒的性格。歐元區的政治絕不無聊，許多歐洲的政治家會希望歐盟的政治更無聊些，但在這個安靜的事態裡存在著太多的能量與動能，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存在著許多風險、許多事務都可能出錯的政治形態。

就算歐元作為政治與經濟計畫都失敗了，這看起來也不會像是福山在一九九二年所描述的那種歷史的終結，因為這會太過戲劇化，也充滿太多的不確定性。日本與歐盟都不再代表著安全、相對平穩的未來。然而，正如福山在最早那篇文章所說的，他的論點並不會被未來發生的特定事件佐證，而這些事件也不足以構成對他論點的挑戰，就算歐元政策失敗也不會影響福山的論點，因為這不是一個針對特定地域、特定制度的論點，而是涉及一個觀念，或更精確地說，一組觀念的論點。

福山依然認為，這些觀念無法被超越。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組合會立足於歷史的終結？ 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存在著兩大特質。讓自由民主無懈可擊的，正是這兩大特質的組合，是因為唯有在自由民主的國家，這兩大特質才會結合在一起，且正是這兩大特質構成的雙重性，進而構成了民主政治的獨特之處。

其中第一項特質是繁盛，或繁盛與和平，因為這兩者一體兩面。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為人民提供了一個情境，讓他們預期能夠有著相對長久、安逸的人生，除非遭逢不幸，但民主也提供了預防這類不幸的保障。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裡，公民們得以預期他們的孩子將會過上比他們舒適的人生，而就算這些孩子們沒能過得更好，至少也會得到國家與制度的照護。

在一九九二年，這是民主呈現的樣貌。在當時，自由民主政治證明了它們有辦法實際落實這種期望，而能否落實國家的目的也許是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最根本的挑戰。無論我們怎麼定義「過得更好」（這不一定要由GDP來定義，甚至不用以數字來衡量），自由民主國家都可以達成：不是無時無刻讓所有人都過得更好，但是至少在多數時候，讓多數人能過得更好。在一九九二年看來，在福山所描述的那種民主社會中（這包含了歐洲、美國與日本的民主），這種形態的政治運作得比其他模式的政治還要良好，因為從長遠看來，它會提供更好的結果。

與此同時，這種政治給予人們一種尊嚴與被尊重的感受，因為它讓人們擁有發言權，而這便是民主的第二種特質。自由民主在讓人們得以過得更好的同時，也讓人們能夠表述自我。而在福山看來，這是任何政治社會都應該具有的根本政治價值與需求。政治社會必須存在著讓人民的欲求得以被聆聽的方式，而我們透過選舉的方式被聆聽，因此選舉依然是民主之所以吸引人的重要元素。

一人一票的意思是，我的聲音和你的聲音有著同樣的份量，即便我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我們依然無法說我們沒有得到表述自我的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言論自由也隨此而來，而這包含了在選舉與選舉之間抱怨政治的自由。康斯坦相信，這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的根本要素：現代公民不僅有權利當一個擾人的抱怨者，他們也應該要成為擾人的抱怨者。如果我們不喜歡周遭正在發生的事物，我們不必隱忍熬受，我們可以藉由大聲抱怨來降低難受的程度。

這是一個難以擊垮的組合：實際的政治成果與受到尊重的感受；繁盛加上尊嚴；利益加上發言權。更有甚者，讓這個組合強大的原因在於，這兩種特質還會相互強化彼此。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夠讓人民過得更好，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它讓人民享有發言權。當人們認為自己的處境被忽略或被遺漏時，人們有辦法發聲讓統治者留意到這些問題；當政治家們未曾預期的問題出現時，自由民主提供了多種讓社會潛藏的不滿得以發聲的管道，同時也警告政治家們，必須正視這些出聲的不滿。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譯者：陳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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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撼動世界的經典著作 X 12個改變歷史的關鍵時刻
為何即便經過百年的淬鍊，我們卻仍時常掛心民主的瓦解？
明明國家是人民所授權，為何我們卻對國家權威毫無招架之力？

現代國家的最初型態，是在17世紀一連串內戰與暴力之下，人們為了自保創造的合法暴力體制，經過了百年的演變，才逐步變成今日的自由民主政權。然而，政府的暴力性格從未消亡，我們卻早已忽略了穩定之下淺藏的隱憂：從阿拉伯之春、太陽花學運到BLM運動，我們看到當政府要鎮壓群眾時，人民難以反制政府的暴力；社群軟體與AI科技的興起，不但沒有讓群眾更加自由，反而成為政府監控人民的利器。為何如此？政府明明是由人民授權所組成，為何人民卻難以反抗？極端思想與新興科技，為何一步步瓦解了民主政權？

  • 要理解民主政權的脆弱，就要先理解現代政治的本質

在這個民粹主義、極端政治席捲的當今，民主政權看似下一步就要瓦解，成為極端政治的墊腳石——但若我們綜觀歷史，反而會發現潛藏在民主暗流中的波動，才可能是現代政治的常態。這，是否代表著我們誤解了現代政治的本質？

在17世紀誕生的現代政治，追求的並不是民主，而是平等的保護。人們將權力交給由人民授權的政府，以尋求一個不被殺害、逃避內戰與革命的自由空間，並在其中安然過著自己的生活。然而，在平等之前，卻是人民授權國家合法使用暴力——國家對人民施加獨占的權威，人民也上繳了反抗的餘力：從疫情期間的人流控管、口罩政策，到抗議活動時的警察暴力，國家權威的行使，也切斷了人民插手與反抗的機會。這種全然壟斷合法暴力的形式，卻是現代政治的真正本質——既不是民主思想，也不是進步理念，而是平等的展現國家的控制權力。

但，如果現代政治的本質並不是民主，而是平等的保護與國家專斷的權力，那在這個人人皆可發聲、人人皆受保護的時代，是否還有可能追求安穩且毫不波動的民主？民主的平穩樣態是否反而象徵了國家控制力的全面入侵？

  • 民粹主義、現代科技的興起，反而象徵了人類的歷史難以終結

法蘭西斯．福山曾指出，自由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人類歷史所能企及的最終樣態，這種穩定恆常卻又充滿波動的政治形態，給予了人們發聲的尊嚴與共榮的可能，但最終卻使得人們難以再去尋求更好的下一步，人類歷史終將停滯。

從民主型態的代議政治在十八、十九世紀生根發芽後，這種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便席捲了全球，立刻被視為是人類政治的進步象徵：比起極權或君主制，民主制度更加進步與平等，也更適合這個社會。但若回溯歷史，我們將會發現這種觀念與意識形態並不「傳統」，甚至十分新穎，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支配了當今，現在鮮少有人認為有比民主自由更好的政治體制，彷彿民主的地位已堅若磐石。

然而，當現代科技席捲全球，促使了極端政治與民粹主義的興起，民主的未來真的如此堅不可摧嗎？為何不論是漢娜．鄂蘭還是《人類大歷史》的作者哈拉瑞，都預知了人們失去行動而不再是人？如果現代科技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反而促使人們的思考逐漸流於碎片與平面，人們是否會失去全面思考的能力？又為何在歷史上如此堅定穩固的民主體制，卻看起來隨時都在瓦解邊緣？

面對這些現代政治的扣問，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朗西曼以12本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著作為經緯，探究霍布斯、馬克思、甘地、韋伯、漢娜．鄂蘭等人的思想如何刻下現代政治的印痕，並藉由這些思想家之口，反思民粹主義、科技控制與歧視偏見等當代政治的問題，試圖觸摸當代政治最艱難的困境，並在絕望之中，帶著讀者找到解答。

這本書希望解決的一些疑問

  • 為何政府一旦擁有了暴力，人民就不可能反抗政府？
  • 在這個父權社會的結構裡，受害者不只女性？
  • 為何追求自由的最終型態，就是人人皆關心政治？
  • 為何有些公民不服從運動大獲全勝，有些卻徹底失敗？
  • 為何在政治髒水裡打滾的政治人物，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政治領袖？
  • 當科技主宰人類社會時，為何不會帶來民主與個人的勝利？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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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