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的當代意義與荒謬——重讀《異鄉人》對談節錄（三）

時間：2023年9月16日

地點：香港文學生活館

主持：鄭政恆（《方圓》及《聲韻詩刊》編委。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下稱「鄭」。）

與談人：李敬恒（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高級講師。著有《尋常與作樂——哲學與文藝的25則思考》。下稱「李」。）、楊彩杰（法國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文學評論者。下稱「楊」。）

語言風格

楊：我們還會談小說的語言風格，一種innocent的語言風格，英文是indifferent，中文翻譯是漠不關心，但我們覺得這個翻譯太有引導性，因為indifferent其實是沒有所謂，沒有偏向性，法文是indifférent。中文漠不關心有點judegmental，但原意是factual的描述。當我們談到語言風格，七十年代Renée Balibar寫過一篇很出名的文章，這篇早期文章跟沙特那篇詮釋文章一樣，在當時都是很dominant的詮釋方法。

他談到小說裡使用的「複合過去時」（Le passé composé），《異鄉人》不是第一本使用複合過去時的小說，在較早前，另一位法國作家Céline寫的《茫茫黑夜漫遊》（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也是用複合過去時，但這在當時是很罕有的例子。《茫茫黑夜漫遊》裡使用第一人稱複合過去時，主角是低下階層，比較似爛仔，經常講粗口，很情緒化，而複合過去時是日常生活化的，接近我們日常說話的語調，當主角用這種時態說出他對世界的不滿，其實很適合的。

一般來說在卡繆那個年代，絕大部份情況寫小說都是用「簡單過去時」（Le passé simple）——至少沙特所有小說都是用簡單過去時——它代表了寫小說的時態，簡單過去時給人的感覺是，事情已經完結了，我再敘述發生了甚麼，除非是對話，我記得在沙特的〈牆〉（Le Mur）裡，當主角跟別人說話時，就是用複合過去時，因為那是一種即時的、說話的時態，但當我們回述一件過去的事件，我們就會用簡單過去時。

換言之兩種的時態傳遞出來的時間感，簡單過去時是一種敘述過去的語言，但是我現在跟你說話，即時的、日常生活語言，我們就使用複合過去時。複合過去時因為是日常生活的對話，所以法國人從小便會學，但簡單過去時作為比較高階的時態，以現在的學制大概小學四、五年級才會學。小朋友如果要表達昨天做了甚麼，在小學四、五年級之前他們只懂得用複合過去時來表達，當他們的思維再抽象一些，就會在學校學會簡單過去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法國電影《The Classroom》，法文是「Entre les murs」，意思是牆之間，英文譯成「classroom」。其中一幕有個白人老師，他被分派去——因為法國老師是公務員，你不能自己到名校應徵，考完教師資歷後要由中央分派——一間郊區小學，那裡的學生大部份是有色人種，有一課就是他教簡單過去時，其中有黑人學生舉手發問，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時態，這種時態何時用？白人老師就說，我昨晚不就和朋友在用？換言之，他的朋友是甚麼階層的朋友，因為正常說話並不會用這種語言，一些well educated的人才會用這種時態。那些黑人小朋友在日常生活裡從來沒接觸過這種時態，除非他閱讀文學書。所以現在來說，這兩種時態很有階級性，但在文學語言上來說，其實一種是口頭語言，一種是高雅的、delicate的敘事語言。在四十年代，只有幾本小說竟然不用簡單過去時作為寫小說的時態，《異鄉人》是其中一本。

留意《異鄉人》的主角是三十多歲的男人，他用小學程度的語言，說簡單的句子，當中還有些拒絕修辭的句子，例如「這裡有一座橋樑，那裡有些甚麼」，我故意抽出來跟朋友說，如果我的學生在法文班作一些這樣的句子，其實就是beginner one程度。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用這麼簡單小學生法文說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好像在扮小朋友說話，從中文翻譯我們只覺得他冷靜、冰冷，但如果你有一點法文基礎，就真的會覺得他很innocent，是很小朋友式的寫作方法。如果你學法文，學到B1就可以嘗試看這本書。當然它很有深意，但看第一章並不是很難。

這篇評論想帶出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使用小朋友的語言方式，跟你說他在這個世界生活的片段，就好像小朋友童真地跟你說他自己做了甚麼，這種語言風格上innocent，其實跟他的人格很吻合。沒有修飾、短句、句子與句子之間沒有連接，一個動作完結到另一個動作，這些細節和語言風格，造成了他的indifferent，整個感覺就是這樣來的。

《異鄉人》的當代意義

楊：我們有次在序言辦讀書會，有位朋友就覺得其實這本小說也不是很深刻，因為裡面說的無意義、荒謬等概念，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很well recognized了，所以他當時就問：這些概念我們已經很熟悉，那麼小說現在的implication又可以是甚麼呢？有些讀者這樣想，大師兄你怎樣看？

李：我忘記了當時怎樣回答他。不過我認為，第一，這本小說有它的歷史意義。當然其他存在主義作家也嘗試捕捉世界的無意義。法國作家很喜歡寫不存在與缺失——特別是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客觀意義與價值。剛才我們說這樣很怪，因為一般人生活的世界是由意義連繫的。於是卡繆重要的地方就是，他透過這本小說的內容、情節、形式、語言運用，有意識地構成了這麼無聊的故事——如果你覺得無聊，他就成功了——這種無聊的感覺是透過強調事件之間的斷裂，剝掉事件背後可能有的意義的方式來刻意營造。

這不純粹是在技巧上要突破前人寫小說的方式。有些小說家比較喜歡探索形式的可能，故事內容以及訊息相對不那麼重要，但我覺得沙特和卡繆是比較以內容作為主導的，他們是在表達一種特別的世界觀：一般人的世界觀是一種把不同事物串連起來的方式，而不同的世界觀就是不同的串連方式。卡繆和沙特的看法則是：世界根本沒有甚麼去串連一切，如果有亦是由人所賦予的。

卡繆甚至會說其實我們不一定要賦予任何特定意義，只要你直接面對現實，在認知到它沒有意義的情況下繼續生活便可以了。當然你可以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以論證的方式去證明。但是他採用了文學的方式，內容上每個細節、句子的時態或者用字，也經過細緻考慮和周密計算，才形成現在這個簡單平白的表象，而這是最困難的。如果純粹只是語言能力不足，想像力差，而寫出平淡簡單的東西，就是最低等，但他的那種實際上是千錘百鍊的成果。不是因為他是卡繆我才這樣說，只要你認真讀一讀這本《異鄉人》，便能感受到那股張力。這本小說總是令我想起柏拉圖的《Apology》。《Apology》裡也有審判，那個審判又是很奇怪的：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而從辯護的角度來說，成功的標準就是能夠脫罪，而就算被定罪也要罰少一點。但他不單脫不了身，還要受到最重的刑罰，那就是失敗的極至了！但這正是這篇文章最有趣的地方。從常理來看，蘇格拉底做的事情很奇怪，他是自殺式地令自己被判死刑。問題在於，究竟他是否蠢得交關，完全不了解現實世界如何運作？還是他對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因而所做的不是一般人認為他應做的事情？

第二，《Apology》的文字，就算你無任何哲學背景，只要有基本語文能力，也能夠明白《Apology》的基本故事。而當你再讀多一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學思想，或者有更多人生經歷，回頭再重看《Apology》的話，又可以在裡面挖到更深層的東西。它的入門門檻不高，但每次翻看都會發現不同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的特徵。《異鄉人》也類似，它的篇幅不長，文字易入口，細心看就會發現，表面簡單的東西其實是環環緊扣，極之複雜。

表面簡單內裡複雜就會製造出張力，背後不只是作為小說，他在表達他對世界的看法，有哲學思想在裡面。有些小說不能避免會說一點哲理，關於愛情也好，生死也好。但通常小說家寫的時候，理論性會比較薄弱，故事性會強一點，這樣十分自然。有些哲理性強的小說，藝術性可能就會比較低一點，因為作者為了講道理，有時候講得很白很清晰詳細，這樣不如看論文吧。因為始終是小說，你又不能忽略細節和故事性，不然就會搞得不倫不類。

要做到兩者平衡一點也不容易。我覺得存在主義的思想家，雖然是理論主導，但他們的文學造詣又真的很高。我剛才說這本書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是很現代的經驗，當時的人開始覺察到現代世界的變化，開始尋找語言去談意義的喪失、上帝的死亡。即使你不信教，你都會感覺到客觀意義的消失，於是覺得迷惘，但不是人人都懂得表達，而他們正是歷史上最早一批人提出這麼新的世界觀，而且能夠運用恰當的文學手法去把它表達出來。

那是不是說《異鄉人》除了歷史意義之外就沒有其他意義呢？我覺得不是。比如你現在看號稱「緊張大師」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的電影，大概不會覺得有甚麼緊張。現在你隨便找到哪一套B級電影都可能令你更加很緊張——我看《恐懼鬥室》（SAW）就緊張得多了！但他有歷史意義：他的表達方法從前沒有人用過，但你現在再看，加上看過其他電影，又真的很難體會當時的人的震撼。但我覺得卡繆不只如此，他不只是在文學領域裡開創了新的東西，就算現在再看，都不會覺得過時，因為不是人人都可以將深刻的理論體會，與成熟的文學技巧完美結合。我覺得他每一層都扣得很好，所以這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

楊：我會從兩方面去看所謂當下意義，其一是從作家整體創作生涯來看，雖然卡繆一生只有四十多歲，不到五十歲，他二十多歲出道成為作家，到四十多歲過身，他整個創作生涯，對於其他作家來說並不算長。通常人們都會將他的創作生涯分成三個時期，用三個神話來代表。《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里古拉》（Caligula）是第一時期——荒謬時期；《鼠疫》（La Peste）、《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是第二時期——反抗者時期；到最後時期，就是涅墨西斯（Nemesis）神話，浧墨西斯代表無情的正義。

卡繆二十多年的創作就是在探問一個完整的問題，荒誕時期就是你要承認世界是沒有意義，這是一個starting point，到反抗者階段——就以《鼠疫》為例，當中有個章節，有人問主角醫生，為甚麼你這麼積極營救其他人？當時醫生的太太在遠方被隔離，其實他可以去找他太太，但最後他無緣見太太最後一面。醫生回答，因為有人在我面前受苦。面對他人的苦難時，我們沒想太多，首先是迎向他人苦難的面容。這是卡繆第二階段對世界、對苦難的回應。到他人生最後階段，例如《墜落》（La Chute），或者遺作《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在1994年才出版，他回憶小時候在阿爾及利亞踢足球的日子，他那時候很窮，差點沒有書讀，但他記得他在陽光底下踢足球的時光。涅默西斯是無情的正義女神，就好像《異鄉人》說的，對於世界的冷漠無情或者是indifferent，無論它賞賜還是懲罰你，都沒甚麼原因，但即使如此，你在世界活過的痕跡，你曾經在太陽下踢過球的回憶，最後令你能夠嘗試擁抱這個世界。

從文學家的角度來說，他一生的創作，在某程度上是在回應整條問題：面對這個意義缺失的世界，你如何作出回應？你的最後答案是甚麼？我覺得只看《異鄉人》是不夠，它只是starting point，放在整個創作脈絡來看，《異鄉人》是作為整個implication的開始。我覺得這條問題很有意思。

我們說十九世紀是小說的黃金期，小說在文學文類中提升到很高地位，但這些小說就算形容社會黑暗面，都是從「有」來說的，社會上「有」人被歧視和壓迫，但沙特的《嘔吐》（La Nausée）或《異鄉人》，它們說的是世界的缺失，難以名狀但又必然會在生命階段裡出現，例如《嘔吐》，莫名地想吐，但又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你在生命的情態上都會出現這種你很難形容的情況，你並非直接地說，我被人壓迫，而是你忽然感受到一種缺失。

《異鄉人》就是這樣，你必須接受這種缺失，世界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所以從文學史或法國小說發展來說，《嘔吐》和《異鄉人》這批存在主義小說，不是為了批判社會的黑暗，它不是從「有」的方面去說的，（鄭：不像雨果那種）較早之前，好像馬爾羅（André Malraux）《人間處境》（La condition humaine），都是從「有」的方面去說，像是戰爭的處境、意義敗落的處境，我們靠甚麼重建這個世界的道德價值呢？他說從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革命情誼，總之是從「有」去說這個世界，但卡繆他們是從「無」去談這個世界，從缺失談這個世界——那種缺失不是壓迫性的缺失，而是生命情狀的缺失——放在整個我認識的世界文學裡，可能是日本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或者英國文學、美國文學，我覺得也是很少有。

李：甚至這是那些人對世界真相的理解。我可能見到一些東西，我對它有評價，我覺得不滿，於是我現在去為他們爭取，你覺得有另一些東西更好，另一些東西值得出現在這個世界；他們的做法也是批判，但是那批判並不是說某些東西不好，而是說你們都看錯了，他們要去揭露真相。被壓迫者的悲慘我未必要否認，但整個背後更加重要的是：怎樣叫做好？怎樣才是不壓迫？一定要有理想的狀態來襯托差劣的情況。你說窮是不好，就是假設有錢是好的；沒有飯吃是不好，因為吃得飽是好的。

好壞是價值判斷，而存在主義者看到甚麼？就算那些人吃得飽其實也是不行的，可能你不會覺得不開心或者肚餓，但其實你也是誤會了些事情，你以為這就是你生活應該做的事，但生活本身其實無所謂應不應該，你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其實全部都是虛假的。他批判的是一般人對世界的整體理解，這是很根本性的批判，不是道德或價值上的批判，是對價值本身的批判。這跟尼采也是一脈相承：不只是批評某一套價值這麼簡單，認為有價值這件事是客觀的，所以他要重估的是，這個價值標準有沒有價值，要再退後一步來思想。一般人找價值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價值，他說其實價值標準本身也不一定有價值，就算有也是由人基於各種目的和條件賦予的，它本身並沒有所謂價值。這是徹底的批判，和一般形態的批判不同，不是社會或道德批判，而是世界觀的重新發現——一般人在人生裡某些情況都會感受到那個真相。但由於真相太恐怖，所以一般人會用另一種方式去遮蔽，其實大家都在自我欺騙。揭示這一切，才是他們最徹底和激進的地方。

這本小說表面看來平淡，但其實簡單的語言表達裡蘊含很多複雜的關聯和安排；好像很平靜，其實十分激進，而透過這些矛盾帶出了非常強烈的顛覆。

文章摘自《方圓》二〇二三年秋季號（總第十八期）。

（《方圓》網站、Facebook、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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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TNL 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