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從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理念在數個重要領域被人推得太過頭，其中之一是經濟思想領域，並在此領域演變成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如今新自由主義一詞常被當成帶貶義的資本主義同義詞，但從狹義的角度將它用來形容一個經濟思想學派，應會更貼切。這個學派往往與芝加哥大學或奧地利學派有關，且與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蓋瑞．貝克（Gary Becker, 1930-2014）、喬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 1911-1991）、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佛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之類經濟學家有關。海耶克大大貶低官方在經濟裡的角色，強調自由市場在推動成長和有效率分配資源上的作用。

這些經濟學家（其中多人拿到諾貝爾獎），為一九八○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25-2013）力挺市場、反對國家干預個人、社會、經濟的政策，提供了高深的理由。柯林頓（Bill Clinton）、布萊爾（Tony Blair）之類中間偏左政治人物續行這些政策，推動本國經濟的鬆綁和私有化，其作法為二○一○年代後期民粹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這一力挺市場的共識，被一整代年輕人吸納，其中許多人後來因二○○八年嚴重金融危機、二○一○年歐債危機以及接下來的經濟困頓而幻滅。

就較通俗的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和美國人所謂的自由意志論關係密切。自由意志論的根本原則係敵視管得太多的官方，相信個人自由至高無上。自由意志論者與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聯手敵視官方對經濟的管制，都認為政府只會是充滿幹勁的創業家、創新者的絆腳石。但個人自由至高無上論使他們也反對官方在社會事務上的作為。

他們極力批評幾十年來在大部分自由主義民主國家裡所打造的龐大且看來不斷在擴大的福利國體制，不贊同官方出手管制吸毒、性交之類的個人行為。有些自由意志論者認為個人死活完全是個人自己的事。較用心思考的人主張，透過私人作為，比透過官方龐大行政系統，更能滿足社會需要，不管是靠私部門本身，還是在公民社會組織（亦即非營利組織、教會、志工團體之類）裡，皆然。

雷根－柴契爾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以某些真實存在的問題合理化其作為，而且解決了這些問題。過去一百五十年，開發中世界的經濟政策，擺盪於兩個極端之間。十九世紀是無管制市場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官方幾乎未出手保護個人使免遭殘酷無情資本主義傷害，或抑制頻頻發生的衰退、蕭條、銀行業危機的衝擊。

到了二十世紀初，一切改觀。一八八○年代起，「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改革者為管制型國家打下基礎，在美國，這方面的作為始於州際商業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管制正在各地大量鋪設的鐵路一事上。謝爾曼、克萊頓、聯邦貿易委員會三法案（Sherman, Clayton,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s），讓政府有權力限制壟斷性企業的成長，一九○八年嚴重的銀行業危機催生出美國聯邦儲備體制。

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催生出多個管制性機構，例如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及負責建立養老金的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一九三○年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使政府可以更為理直氣壯的傷害民間市場，導致包羅廣泛的管制性、福利國體制在歐洲和北美興起。

至一九七○年代，鐘擺已擺盪至官方過度控制。歐美經濟的許多部門受到過度管制，對社會福利體系大筆撥款，使許多富國債務負擔暴增。經過將近三十年幾無間斷的經濟成長，世界經濟於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把油價調漲三倍後猛然中止成長。經濟成長漸漸走上停滯，隨著全球經濟努力適應較高的能源價格，世界各地通膨飆升。

開發中世界受創最嚴重，金融中心銀行把剩餘的石油收益回收再利用，轉化為拉丁美洲和漠南非洲國家用來維持生活水平的債務。此舉最終不可能長久；一個接一個國家未履行其主權債務，就業率暴跌，陷入極度通膨。針對這些問題，國際金融機構採用芝加哥學派所擬的解方：財政撙節、彈性匯率、解除管制、私有化、嚴格控制國內貨幣供給。

在美國等已開發國家，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有其益處。隨著官方撤銷其對價格的普遍管制，航空公司機票價格和貨運費率開始下跌。柴契爾最令人佩服的一刻，出現在其與亞瑟．斯卡爾吉爾（Arthur Scargill）和煤礦工會對峙時：在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英國開採煤礦並不明智，擁有英國鋼鐵公司或英國電信公司之類的國營事業亦然，交由民間經營反倒較有效率。經過一九七○年代這個慘淡的十年，英國經濟復甦，而這主要得歸功於新自由主義政策。

但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過頭，反倒適得其反。市場運作效率較高一籌之說的確有其道理，但此說演變成像是不容質疑的宗教教義，基於原則一律反對官方干預。例如，即使本就該獨家經營的事業，例如公用事業，政府還是推動私有化，從而導致墨西哥電信公司私有化之類畫虎不成反類犬的離譜情事。就墨西哥電信一例來說，國營的電信獨占事業變成民間企業，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躋身為世界首富之列，大開了方便之門。

有些最嚴重的後果出現在前蘇聯。前蘇聯瓦解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最意氣風發之時。社會主義中央計畫體制已因為世界各地共黨國家經濟一塌糊塗而受到唾棄。但許多經濟學家相信，一旦揚棄中央計畫體制，私有市場會立即自然形成。他們未能理解到市場本身，只在官方以有效的法律體系嚴格管制市場，讓法律體系有能力執行與透明度、合約、所有權之類事物有關的規則時，才會運行。

於是，蘇聯經濟被精明的寡頭統治集團成員大塊大塊吃掉，如今在俄羅斯、烏克蘭等前共產國家，這些人的惡劣影響仍未消失。

就在新自由主義推動長達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時，新自由主義也破壞了全球經濟的穩定，抵消了本身的成就。在實體經濟的許多領域裡，鬆綁有益，但一九八○、九○年代用在金融領域時，禍害就甚大。前美聯儲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當時其他多位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界會管好自己。但金融機構行事大不同於實體經濟裡的公司。與製造業公司不同的，大型投資銀行一出問題會禍及整個體系，如果該銀行過度冒險，一旦出事，整個經濟都要付出龐大代價。

二○○八年九月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世界經濟就受到這樣的波及，當時全世界數千個交易對手，因為受到雷曼兄弟牽連，無力履行債務。全球支付體系停擺，靠美聯儲等中央銀行大量注入流動性，才起死回生。如果說有哪個案例可用來說明中央集權化的大型官方機構不可或缺，這就是一例。自由意志論者忘了一九一三年聯邦儲備法頒行之前（譯者按：原文作一九一九年有誤），中央銀行的付諸闕如和對金本位制的倚賴，導致大型金融危機不時發生，例如一九○八年撼動美國的金融危機。

事實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可以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從一九八○年代起，美國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之類的機構，就勸世界各國開放資本帳，讓投資資金暢行無阻流動。他們想要解除一九三○年代銀行業危機後設立的資本管制措施。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一九七○年代結束，全球金融體系始終極穩定。後來，在新自由主義觀念影響下，鼓勵流動性不受阻礙跨國移動，金融危機發生之頻繁令人驚愕。

首先是一九九○年代初的英鎊危機和瑞典銀行業危機、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披索危機、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一九九八年和二○○一年俄羅斯和阿根廷拖欠債務。這一過程在二○○八年美國次貸危機時來到最高點，全球資本先前湧入管制不夠健全的美國房貸市場，全球資本再度流出時，即重創實體經濟。

新自由主義支持自由貿易之舉帶來惡果。基本原理沒錯：彼此降低貿易壁壘的國家，其市場和效率會擴增，進而提升相關各方的總所得。若非貿易成長，二十世紀後期東亞的崛起和該時期全球貧窮人數的大減不可能辦到。

但這些貿易理論家也低聲說道，在每個國家，並非人人都會受益於自由貿易。尤其，隨著跨國企業在窮國設廠，富國裡的低技術工人很可能被窮國裡具有類似技術的工人搶走飯碗和機會。針對此問題，當時的一貫回應，係失業的工人會透過職業再培訓和他種社會支持措施得到補償。柯林頓政府承諾施行這類計畫，藉此化解工會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反對。

但那些提倡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者，絕大部分人針對這些計畫所付出的時間、心力、資源，不如針對促進貿易所付出的多。許多新自由主義者支持廣開大門接納移民，理由同樣又是允許勞動力移到最需要的地方有助於提高效率。他們認為讓勞動力流動會改善整體福祉，確實說得沒錯，但他們對於此舉會對分配造成的影響和會招來的社會反彈則不夠關注。

在上述種種例子裡，都有一個政治問題：會從整體福祉角度思考的選民少之又少。他們不會自忖道：「我丟了飯碗，但至少中國或越南境內的他人，或來到我國的一個新移民，生活改善了許多。」他們也不會因為剛把他們資遣的公司老闆隨著股價、紅利上漲而所得增加，或他們能用失業保險金在本地的沃爾瑪百貨買到較便宜的中國製消費品，而感到高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時報出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譯者：黃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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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義正處於危機之中。

自由主義是在歐洲宗教和民族主義戰爭之後發展起來的，是一種治理多元化社會的體系，其基礎是平等和法治的基本原則。它強調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且不受政府侵犯的權利。

眾所周知，自由主義並不總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在美國，許多人在法律面前被剝奪了平等權利。幾個世紀以來，誰算是值得享有普遍權利的完整人類一直存在爭議，直到最近，這個範圍才擴大到包括女性、非裔美國人、LGBTQ+人群等。保守派抱怨自由主義掏空了普通生活的意義。近幾十年來，自由主義的原則也被右翼和左翼推向了新的極端：新自由主義者崇拜經濟自由，而進步主義者則專注於經濟自由。認同高於人類普遍性是他們政治願景的核心。福山認為，其結果是我們公民社會的分裂，以及對我們民主的日益危險。

在這本討論現今諸多對於自由主義的不滿的書中，福山以簡短而清晰的敘述，為二十一世紀復興的自由主義提供了重要的辯護，並直指當世自由主義的盲點及解決問題的原則。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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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