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東杰

舊世界與新時代

一條傳奇的歐亞通道

當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結束了一八六八到七二年的中國探險之旅，並於一八七七年德文著作《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書中正式提出「絲路」一詞時，據此曾經涵蓋的一條貿易通道甚或一個龐大的交通運輸體系其實早已然灰飛湮滅，被深深埋在不為人知的歷史灰燼之中。

即便在此之後，關於這條存在過數個世紀、時斷時續的歐亞交通動脈，引來無數考古、文化與文類學家前往憑弔並發掘其曾有之輝煌壯麗，迄今它依然是個等待被喚醒的「過去式」型態。儘管如此，在歷史對它投下最後一瞥之前，絲路不僅努力發光發熱至最後一刻，其終結亦為下一階段人類發展埋下重要伏筆。

由於早已淹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我們對於絲路的理解迄今並不完整，對其起源之推論也只能疑信參半，但可肯定的是，絲路首先源於人們進行貿易交換的自然行為，更來自它位於若干文明區域之間的「十字路口」位置。其中，蜿蜒曲折的路線顯示旅人們配合現實地理條件的理性選擇結果，但幾乎全無明確標誌且多數似乎經無數踩踏形成，又暗示著某種乏人管理或「公共財悲劇」現象。

進一步來說，被此一交通網路連結之歐亞大陸（Eurasia），其地理特徵由北往南大致可粗分為以狩獵為主的針葉林帶、以游牧為主的乾草原帶、可進行小規模畜牧與農耕的沙漠與綠洲帶，以及流經大河的農業地區，在約莫北緯二十五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又存在若干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文明中心地區，分別是東亞以中國為主的黃河與長江流域、南亞的印度河流域、西亞從波斯高原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以及夾在南歐與北非之間的環東地中海（愛琴海）生活圈，這四個人類活動聚集區相對較高之文明程度，既可能產生經濟剩餘與交換需求，並具有支撐貿易往來的投射技術能力，至於其彼此互動之潛在利潤，不啻是引導人們建構此一「跨文明貿易系統」（trans-civilization trade system）之主要背景。

不過，即便存在經濟誘因，畢竟各大文明區域之間距離遙遠，從中國長安前往地中海東岸綿延長度達到一萬四千公里，對此，部分人類在西元前十世紀左右透過馴化馬匹取得了長程移動能力，可謂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騎馬技術在大陸東、西方各自出現斯基泰（Scythians）和匈奴兩個游牧文化，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的恩怨情仇自此也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旋律之一。

以中國為例，由於存在無法以自主文字書寫自身歷史之致命傷，長期以來，人們對游牧民的印象只能一邊倒地從中原的片面心理角度來觀察。從夏到周的古史敘事當中，「征伐」蠻夷的主觀紀錄遠遠多於對游牧民「入侵」的描寫，甚至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還引人遐想地寫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這段文字，模糊又清晰地紀錄了雙方切不斷、理還亂的微妙聯繫。至於自認「后稷」（農耕創始者）後代的周人，早期「自竄於戎狄之間」的歷史，同樣暗示著農民與游牧民混居的社會型態。

無論如何，由於歐亞兩側的中國與波斯不約而同地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間各自推動了一波「逐離戰爭」（expulsive war），結果一方面導致這些騎馬民族全面游牧化，由此帶來的不穩定經濟生活迫使他們必須仰賴貿易活動來補充不足，從而亦使其成為絲路系統中關鍵之媒介行為者。

儘管如此，這些騎馬游牧民的作用未必都是正面的。正如近年來逐漸受到大家注意的氣候變遷因素，包括西元二到三世紀、十到十一世紀、十四到十五世紀等階段陸續出現之類似小冰河期現象，在促使游牧民為謀求生存而大舉入侵農耕文明區之餘，往往也帶來切斷乃至崩解絲路系統的負面結果。

且不論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互動，在大陸的另一邊，基根（John Keegan）便曾如下指出，「自公元前七世紀斯基泰人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開始，在此後兩千多年裡，自歐亞大草原湧出的牧人開創了一個針對農民的可怕循環；牧人帶來的襲擊、劫掠、殺戮和征服，反覆地折磨著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的文明外緣。」

即使間歇地出現前述衝突場景，必須得說，這並非是歷史常態。

在多數時間當中，農耕與游牧群體之間大致上和平相處，絲路也依功能設定進行運作。不過，考慮到有限之交通能力（除了利用馬匹和駱駝，步行也是個經常選項），一方面「走完全程」顯然毫無意義，為便於各文明區之間進行交易，浮現適當地點並形成若干貿易中心亦相當自然。

例如，假設從中國長安出發，穿越河西走廊西行約一千八百公里，首先會抵達敦煌這個「西域」（天山南麓綠洲貿易帶）入口。接著翻越蔥嶺（帕米爾高原）繼續向西，在距離敦煌約二千二百公里的河中地帶（位於注入鹹海之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座落著建城於西元前三世紀的撒馬爾罕，居住於此的粟特人（Sogdian）乃絲路上最重要的貿易民族。

由此除了分出一條岔路南下前往北印度之外，倘使再向西行二千五百公里，便是兩河流域的巴格達。在此，絲路又分開走往兩個方向，一個是繼續向西九百公里到達地中海東岸，另一則是向北兩千公里，經由小亞細亞抵達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然後由此轉進歐洲境內，隨著威尼斯在九世紀後崛起，前述兩條路線最終於此會合一處。

顯然，對缺乏現代交通技術的人們而言，這是一條幾乎無止境的漫漫長路，儘管經常不乏獲利下的激情與狂喜，更多的或許是孤獨、黑夜與漫天風沙。

絲路時代的極盛與沒落

限於本書篇幅與主題，此處對絲路之歷史背景僅能略述其大致梗概，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基於「絲路」乃是一後設性名詞，雖然絲綢的確是中國為此系統提供之最重要貨物，有時候甚至具備某種準貨幣性質，但不宜過度望文生義，在以物易物過程中，包括草原地區的毛皮與乳品、小亞細亞的玻璃製品與金銀器、紅海的珊瑚與黃玉、阿拉伯半島的香料與染劑，以及不同地區的農業特產等，都根據不同貿易熱點中交易對象之不同需求進行必要之交換。

其次，亦如前述，絲路雖屬公共財，始終缺乏有效之管理者，非但直到十三世紀蒙古崛起以前影響絲路之各方勢力長期處於「均勢」（balance of power）狀態，無論東方的秦漢帝國或西方的波斯帝國，除逐離之外，都未能控制作為「文明十字路口」的中亞河中地帶，相對地，儘管因擁有較高機動能力，包括西元前一世紀的斯基泰、二世紀的匈奴與七世紀的突厥等游牧民族，影響力都曾涵蓋過河中地帶，最終亦只能游移於文明中心（主要貿易來源）邊緣，一旦周邊農業帝國或王朝為抵禦其入侵而採取閉關或限制貿易政策，結果必然大幅降低絲路之效能。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缺乏支配性政治勢力也反映在多元化的宗教發展上。事實是，中亞草原上的宗教觀念相當複雜且極少取得一致，在泛靈論、猶太教、祆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與佛教的混合影響下，此地區形成某種雜揉一處的世界觀。

第三，所謂絲路絕不僅限於陸上通道，例如范曄的《後漢書》便曾有「大秦」使者在西元一六六年經海路抵達中國的記載，一般雖不認為此「大秦」等於羅馬，至少存在某種東南亞海上通道應為現實。其後，由於阿拉伯系穆斯林崛起，尤其是七五○年取代伍麥葉王朝（中國稱白衣大食）的阿拔斯王朝，一方面大力拓展印度洋貿易乃至進入南中國海，甚至讓源自印度的阿拉伯數字迄今仍為最通行的商業計算系統。

例如，在唐代賈耽於八○一年編纂的《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中，便紀錄了一條從廣州經東南亞抵達錫蘭後再經此轉至波斯灣的航路，顯示此時雙方互動已相當密切。由於阿拉伯商人的活躍（相較中國始終受制於重農抑商傳統），當忽必烈在一二八五年下令秘書監「大集萬方之圖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時，後者特別行文福建，要求當地政府向泛海而來的穆斯林調查「海道回回文刺那麻」（以阿拉伯文書寫的海上遊記），並曾據此歸納繪製出一幅「一統圖」。

更甚者，由於元朝的重商主義政策取向，除了重用粟特人集團並鼓勵「斡脫」組織發展，以及建立銀本位制度並發行紙幣外，亦積極在全境各地廣設稱為「站赤」之交通與通訊網絡，以一二二○至六八年作為首都的和林為中心，猶如「條條大路通羅馬」一般向外輻射開來，平均每四十到五十公里就設有一座此類驛站，更別說還有超過兩萬處以上的「急遞鋪」，正如《元史》所言：「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不僅是極客觀正面之評價，以此為基礎，加上絲路系統幾乎完全涵蓋在蒙古四大汗國的影響範圍下，從而不啻使此一通道達到歷史最高地位。

隨著第二次蒙古西征前鋒抵達多瑙河流域帶來之沉重壓力，迫使領導歐洲的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不能不設法與其接觸，在一二四五年派了方濟會修士卡爾班從法國里昂出發（其時教皇駐蹕於此），在波蘭接上蒙古人建立的驛站後，前後歷經一年兩個月時間，終於抵達和林參加蒙古第三任大汗貴由的登基典禮，結果接到一封以當時中亞通用之波斯語寫成的回信，除嚴詞拒絕受洗請求之外，更嗆聲將「由東而西，征服世界」。

鄂圖曼土耳其興起及其影響

早在蒙古人到來之前，以巴格達為中心的絲路西側世界已然產生重大變化，主要是土耳其系穆斯林逐漸凌駕阿拉伯人的影響力。來自河中地帶的塞爾柱人（Seljuqs）途經波斯西進，在一○五五年攻佔巴格達，並再度掀起針對東羅馬帝國的聖戰。

對此，拜占庭史學家阿塔萊特斯（Michael Attaleiates）曾根據親身經歷描述了一○七一年在安納托利亞高原東部的曼齊克爾特戰役：「⋯⋯叫喊、汗水、猛然湧上心頭的恐懼、還有滿天煙塵，特別是騎馬包圍我們的土耳其遊牧民族，場景真是悲慘，用痛心疾首也無法形容，帝國軍隊就這樣潰逃了。」隨著塞爾柱軍隊進逼博斯普魯斯海峽，在集體危機意識感驅使下，羅馬教會在一○九六年號召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至此直到一二九一年共進行八次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或許是前述近兩百年混戰之意外獲利者。塞爾柱與十字軍的拉鋸不僅吸引了伊斯蘭世界的關注，無形中也降低了蒙古西進的阻力，更甚者，在花剌子模於一一九四年趁塞爾柱陷入內亂取而代之後，旋踵又於一二二○年遭到成吉思汗揮軍滅亡。如同曼齊克爾特戰役為拜占庭帶來的心靈震撼，征服花剌子模也讓伊斯蘭世界面臨一個全新的恐懼來源。

以此為基礎，蒙古首先控制了波斯的呼羅珊地區，在一二五三年旭烈兀發起蒙古第三次西征後，接著在一二五八年攻佔巴格達，滅亡了殘餘的阿拔斯勢力。由於欽察汗國第四任君主別兒哥與旭烈兀之子阿八哈分別在一二六○與一二六五年改宗伊斯蘭，此種「本土化」作為也有助於其鞏固統治。

儘管整個蒙古體系在一二六○年忽必烈繼任大汗後團結不若以往，進據中國本部的元朝在一三六八年被逐回漠北更是一大打擊，無論如何，帖木兒在一三七○至一四○五年間的東征西討，依舊一定程度維繫了蒙古勢力對絲路系統的影響。就在此時，另一支土耳其系穆斯林鄂圖曼人崛起，從而為歐亞世界帶來新的變數。

十三世紀初，鄂圖曼人在靠近馬爾馬拉海（黑海與愛琴海之間）的安納托利亞西北部建立了一個小國家。有趣的是，相較十字軍運動對歐洲本身最終似乎徒勞無功，在東方卻意外創造了兩個帝國，除了蒙古藉伊斯蘭受到削弱趁虛而入，原本等候救援卻反遭十字軍劫掠的拜占庭因此一蹶不振，也讓鄂圖曼有機會在十四世紀開疆拓土，甚至在一三九七年首度圍攻君士坦丁堡。

儘管一度在一四○二年遭到帖木兒擊潰，由於後者旋即在一四○五年病逝並導致集團瓦解，鄂圖曼乃利用此契機重整旗鼓，首先繞過拜占庭進入巴爾幹半島，陸續與匈牙利和威尼斯交戰，接著在一四五三年以十六萬大軍包圍君士坦丁堡（當時已為拜占庭僅餘陣地），大約兩個月後，這座自三三○年被建為新首都以來，歷經一千一百餘年作為羅馬文明中心的古城終告陷落。

正如林佳世子指出，自此讓歐洲長期如坐針氈的鄂圖曼帝國，雖自十六世紀起便被禁錮在「土耳其人威脅」之刻板形象當中，至於雙方情勢在十九世紀之逆轉，又進而助長了「曾經鼎盛強大的鄂圖曼帝國（或伊斯蘭文明）經過凋零衰敗，最終敗陣於西歐諸國（或西歐文明）」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事實上，一般人對鄂圖曼至少存在著三個可能誤解：

首先，鄂圖曼雖與塞爾柱系出同源（土庫曼突厥人），但前者並不將自己侷限於土耳其，甚至更認同是個巴爾幹國家；其次，鄂圖曼雖看似是個以穆斯林為主的伊斯蘭國家，實則其本質與內涵乃是個兼容並蓄的「多元帝國」，並不突顯其伊斯蘭特質；最後，鄂圖曼對歐洲的攻擊與威脅雖為事實，但「聖戰」乃至「文明衝突」並非其政策主軸所在，境內對宗教亦具相當之寬容度。

無論如何，與六世紀以來的伊斯蘭勢力不同的是，鄂圖曼並不試圖以波斯高原和阿拉伯半島作為主要活動範圍，且在成功征服拜占庭之後，非但自認為已繼承了所謂「羅馬」此一歷史政治財產，迄於二十世紀初帝國崩解為止，歷任鄂圖曼統治者更自號「羅馬蘇丹」，在他們眼中，由日耳曼人擁立的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無異僭越並篡奪了理應屬於他們的神聖頭銜。

為落實前述正當性，直到一六八九年最後一次進軍維也納為止，可以這麼說，鄂圖曼的目光始終注視著歐洲基督教世界。正因如此，由於它無意於中亞草原，加上蒙古勢力逐漸於十五世紀衰退消散，明朝也傾向自我封閉於長城之內，失去管理者的陸上絲路終究全然走入了歷史。

接下來，人類歷史邁向了另一個重大的關鍵轉捩點。

相較陸上絲路繁華落盡，海上絲路則繼續存在。一四○五至三三年鄭和七次遠航與其後明朝的經營朝貢貿易體系，讓南中國海至印度洋航線維持了一定動能，十六世紀中葉帖木兒後裔南下控制印度次大陸並建立蒙兀兒勢力，則進而讓此地區出現了另一個重要行為者，推動印度洋成為當時全世界最繁榮的「和平貿易之海」。

此時，歐亞大陸這個「舊世界」雖依然作為人類活動中心，支撐體系運作的動脈卻已然悄悄從陸地移到了海上，從而暗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可能到來，至於下一個歷史巨輪的推動者，則是在十六世紀初不遠千里抵達印度洋的歐洲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之翳：十六至十九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暖暖書屋出版

作者：蔡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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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孛羅（Marco Polo）：
我在這本書裡講的全是實話，沒有一句謊言，沒有半點虛構，各位千萬不要視之為傳說。

利瑪竇（Matteo Ricci）：
中國人認為在所有各國中，只有自己值得稱羨；……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相對其他民族，中國律法促成了大眾的安寧以及社會的和諧，讓眾人所受干擾可以降至最低；其律法之完美，簡直無法形容。

孟德斯鳩（Montesquieu）：
中國是個行使恐怖統治的極權國家，也許當它一開始以王朝的形態出現時，政府的集權意識還不強烈，但今日絕非如此。

法蘭克（Andre G. Frank）：
從十五到十八世紀，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體系核心，甚至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便不是中心，也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

Photo Credit: 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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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