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芯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難民與移工政策專員)、陳靖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資深媒體協調員)

2024年3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終於通過「加薩暫時停火」的決議,要求以色列和哈瑪斯(Hamas)在齋戒月結束前立即停火,且必須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

而這場空前規模的人道災難爆發以來,台灣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聯合國決議可能主導加薩人民的生命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數據,加薩地區(Gaza strip)目前已有超過3萬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0萬平民被迫流離失所,其中,兒童至少佔了死亡人數的40%。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統計,衝突爆發後的三週內,死亡的加薩兒童人數已超過2019年以來,全球各地因衝突逝世的兒童總數。

由於以色列政府持續阻擋人道物資進入災區,大量平民極度缺乏糧食、飲用水、醫療物資。近期,聯合國更發布警告,超過50萬的加薩平民,即將陷入嚴重的饑荒。

停火決議通過前一天,在一場台灣民間活動裡,全台唯一的加薩人、從事學術工作的安海正(Hazem Almassry),站在自由廣場,沉痛地向現場民眾與路過的國內外遊客描述,加薩人民長年來生活在遭封鎖、壓迫,甚至可能遭殺害的恐懼裡。

在這次以哈衝突裡,他失去了自己的母親。聯合國的決議,不是遠在天邊的新聞,而可能是他,以及所有加薩人民,命運的下一步。

災難背後的災難:「種族隔離」制度

早在2023年10月,以哈衝突爆發不久,全球各地的人道與人權組織,就已要求以色列政府、哈瑪斯以及其他武裝團體停火。包括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等等。如今,這場衝突已演變成空前的人道災難。

這場龐大的人道災難,更引出了世人對其背後另一場災難的注目,那就是以色列長期針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種族隔離」制度。

「種族隔離」是一個民族,施加於另一個民族的制度性壓迫和統治體制,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根據國際法,以色列大規模沒收巴勒斯坦土地和財產、非法殺害、強制遷徙、嚴厲限制行動,以及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國籍和公民身份,都是構成「種族隔離」的元素。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Israel’s Apartheid against Palestinians)裡指出,長達70多年的時間,以色列政府在以國境內、加薩地區、東耶路撒冷和西岸(West bank)佔領區,實施的政策和法律,都刻意壓迫巴勒斯坦人,並鞏固以色列猶太人在這些地區的特權。

這些行為已經構成「種族隔離」,且透過酷刑、非法殺害、強制遷徙等行為維持這項制度, 犯下了「違反人類罪」。

同一年,聯合國巴勒斯坦佔領區人權特別報告員麥克・林克(Michael Lynk),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報告,指出巴勒斯坦佔領區的情況,已經構成「種族隔離」。

以色列使用大規模科技監控巴勒斯坦人,以鞏固「種族隔離」制度

2023年,國際特赦組織發表了另一份研究報告《種族隔離自動化》(Automated Apartheid),指出以色列政府在東耶路撒冷和希布倫(Hebron),利用大規模的監控系統,嚴厲限制巴勒斯坦人的人身自由。

其中一種監控系統,是名為「紅狼」(Red Wolf)的臉部辨識系統。以色列軍方強制規定,經過檢查哨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須掃瞄臉部,透過掃描,就能馬上取得當事人的住址、家族成員、過去的示威紀錄等等。

這也顯示以色列政府在未經巴勒斯坦人的同意之下,長期蒐集巴勒斯坦人的生物數據、建立資料庫,並用於鞏固「種族隔離」制度的一環。

2023年底,曾同樣深受「種族隔離」之害的南非,向國際法庭控告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其後,國際法庭的臨時判決,命令以色列實施6項臨時措施,包括不得違反《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立刻確保加薩平民獲得人道援助等,並在一個月內提交報告給國際法庭,說明採取的所有措施。

雖然,單憑國際法院的判決,無法馬上終止加薩人民的苦痛,但這項判決也明確地向全世界宣告,當任何一方發動殘酷的軍事行動,並對平民造成空前的傷亡與苦難時,這個世界不會沉默地袖手旁觀。

在全球要求以色列停火的聲浪中,台灣做了什麼?

聯合國已經公開呼籲各國政府與企業,暫停向以色列輸出武器,然而,媒體指出,美國、德國, 甚至台灣的兩家軍工業材料供應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然在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鏈中

2024年2月,在全球一片要求以色列停火的聲浪中,卻有13名民進黨立委組成「台灣與以色列國會議員聯誼會」,並歡迎以色列國會代表團,預計4月來台會見總統蔡英文、監察院長陳菊、數位發展部長唐鳳等政要。

2024年3月,台灣駐以色列大使李雅萍。捐贈50萬美元給「以色列全國市政府聯盟」(Federa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Israel),雖然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建表示,該筆款項不涉及軍事用途,不過,外交部曾另在2023年11月表示,將透過國際慈善組織為巴勒斯坦提供人道援助,至今仍無下文。

同時,諷刺的是,如果這些尋求庇護者與難民來到台灣,將會因為台灣沒有《難民法》,無法獲得完整庇護的權利,甚至可能被遣返回高風險區域——烏俄戰爭爆發時,就有烏克蘭人因此被迫離開台灣。

沒有難民法的台灣,留不下為戰火所苦的烏克蘭人與巴勒斯坦人

依據過去多年來,台灣民間團體的統計,目前來台的尋求庇護者國籍已達24國,除了顯示尋求庇護者的多元背景,也呈現台灣需要《難民法》、庇護機制及相關配套的急迫性。

目前,來自中港澳的尋求庇護者,能援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處理,但其他國籍則缺乏明確法律與流程可依循。在身份審核、居留與安置問題上,沒有一部完善的《難民法》,不但會增加第一線人員的工作負擔,也增加尋求庇護者的人身風險、台灣社會的安全危機。

回顧《難民法》立法的進程,其實早在2005年,民進黨立委就提出了草案。之後,國民黨、民眾黨、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也都推出了不同版本的草案。2016年,行政院版本的草案通過立法院一讀程序,並完成內政委員會、外交、國防委員會聯席審查,卻未接著進行後續法案審理、表決,因此未能完成立法程序,且需要重新提案與三讀程序。

2022年,行政院發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將「2024 年通過《難民法》」列入目標之一,卻也將「社會缺乏共識」作為理由,遲遲未積極推動——多年來,各政黨都提過草案,也都曾表態支持《難民法》,我們缺乏的共識,是否就是打從心底相信「人權」是台灣未來的道路呢?

長年來,以「人權」立足於國際社會的台灣,在這關鍵時刻,從政府到企業,不僅應該拒絕任何助長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更應向前一步,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的定位——從政策到行動,從政府到人民,證明「人權」是我們始終遵循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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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博丞
核稿編輯:翁世航